有多少“假就业”缘于高校“逼良为娼”？

　　今年毕业于江西某大学哲学专业的谢强（化名），如愿找到一家企业签下就业“三方协议书”后，央求企业老板为另两名同学在空白“三方协议书”上盖章，并叮嘱老板如何回答“教育主管部门”核实学生就业的电话。原来，“谢强和他的同学们早就被告知，如果在论文答辩之前还没有交上就业协议，就不允许参加第一轮论文答辩”。（5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很明显，学生不能参加论文答辩，拿不到毕业证，就更谈不上就业。学校为何人为设置门槛，逼学生在就业协议上“造假”？因为，有了就业“三方协议”，学校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可以把毕业生的就业数字报上去，“教育主管部门”也就可以作为毕业生就业“政绩”，将存活在纸上的“数字就业”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作为欺骗公众的一个说辞。

　　为了一组假就业数字，教书育人的高校竟“逼良为娼”！还没走出校门的学生为了拿到文凭，只好与企业老板达成一份“假就业协议”。据了解，谢强所在学校今年发誓要打学生就业‘翻身’仗，“成立了就业领导小组，从老师到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层层签订责任状，每人都必须负责一定数量的毕业生，确保他们在规定时间内签好就业‘三方协议’”，而且，还要确保在“上级主管部门抽查时不出问题”。

　　问题在于，似这种“真数字，假就业”的堂皇造假，企业、学校、大学生个人三方既都是参与者，也都是受害者，真正受益的是学校官员和管理学校的主管部门的官员。在大学生就业形式一年比一年严峻的情况下，他们的政绩却总是让他们享受体制优惠和官场提拔。退一万步说，就算因为就业假数字出了纰漏，倒霉的也不会是官员。

　　遭遇今年最难就业季的大学生谢强，分析江西大学生“今年最后的就业率统计必将和往年一样出乎意料地大大高于大家的期望值”。关键是，大学生就业问题虽然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但“逼良为娼”的造假恶行不除，大学生就业是一句空话，就连莘莘学子眼中的“大学”，由昔日的“龙门”，也会蜕变成世人躲之不及的“鬼门关”。（王俊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