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当让讹人者承担“难受之重”

　　“夺命电梯”接连不断，出事再查晚了！

　　背景：7月26日上午，湖北荆州某商场内，30岁的年轻妈妈向某牵着3岁儿子搭乘扶梯，就在她踏上电梯顶部接近楼层的踏板时，踏板瞬间裂开，她跌入空洞中，在危险关头她将儿子托举出了险境，自己却不幸遇难。初步认定，事故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27日上午，广西梧州市又有一名一岁多男童被电梯卷入，左手到手臂中断基本废掉。

　　华商报发表印锦程的观点：一般情况下，手扶电梯两端的踏板位置下边都留有安装机箱设备的空间，人如果掉下去，除了被跌伤，不会出现大的危险，为什么当事人跌落就直接掉进了铰链里？根据行业要求，手扶电梯踏板都应装有触发装置，一旦打开踏板或者踏板掉落，电梯会迅速停止，根本用不了致命的“9秒”，那么，当事人掉下去为什么电梯还在玩命运行？一句话，这部夺命电梯，到底是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还是疏于养护？眼下要做的无非两件事：一来，电梯安全隐患排查刻不容缓。二来，改变浅尝辄止的追责惯性，对物业单位、养护主体、维修公司、监管部门等严肃问责，加大罚单，不谈一律入刑，但起码可以罚到倾家荡产。

　　新京报发表观点：此前有统计结果称，80%电梯故障均与维保有关。相较之下，欧美国家的有些做法可资借鉴：如将电梯维保工作纳入电梯制造单位售后服务范畴，像美国原厂维保率高达80%（我国仅有20%）；给电梯的每个部件“上户口”，将电梯生产、安装、维保的日期、地点、经手人等都记录在特种设备大数据中，并将维保数据等向业主公开——目前上海试点的“智慧电梯”，也在这么做。它还给电梯装上物联网监测模块，让电梯“健康状态”能得到远程监控，如有故障或者故障征兆，即可快速在信息中心显示，并实时推送到维保人员的终端。这些无疑值得推广。也只有尽早填补漏洞，从技术标准到细节践行上拱卫电梯安全，那些“血的代价”才不会是白白付出。

　　小蒋随想：夺命电梯事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发生已不是第一次。随后，事故发生地往往会对本地的电梯隐患进行一次大排查，然后可能就没有然后了，其它地方也未必会进行镜鉴式自检。正因如此，恶性电梯事故才会隔一段时间就出来逞凶。说到底，我们不缺临时抱佛脚式的“大检查”，许多地方却没有构筑起润物细无声的日常电梯安检与除患机制。在“没出事就没事”思维下，侥幸往往是暂时的，出事则是迟早的。电梯能否安全运行既涉及生产商，又有赖于建筑的物业管理方。让电梯生产商延长免费质保期也好，让物业按时更换磨损部件也罢，带来的成本上升的纠结，显然比责任心提升的难度更大。我们需要更严的强制性电梯质保与安检规范，并且严格落实，违者必究。

　　“好人法”当让讹人者承担“难受之重”

　　背景：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让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头突发病症，好心人再也不用担心出手相救反遭诬陷了，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

　　京华时报发表陈方的观点：北京并非第一个立法保护好人的城市。一年前，杭州市就通过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鼓励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危、急、重症病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追究有关法律责任。通俗看，无论北京正在审议的还是杭州已经通过的，这些条例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好心人免责条款”。用“法”的形式为好心人立一道保护墙，在文明社会里，这也是必须之举。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其核心就是鼓励或者保护人们在紧急时刻救助他人，而免除无偿救助者施救时的后顾之忧。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也往往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倾向于无偿施救者。惩恶与扬善相辅相依，用“法”的形式惩戒讹诈者的不堪，施救者行善时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当“扶还是不扶”的问题不再是“道德难题”时，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多一些好心人，更少一些“路人甲”。

　　小蒋随想：一些事例中，角色的混沌也令人困惑。比如，甲说自己救了乙，乙说是甲伤己，凭双方的各执一词，恐难判断孰是孰非。毕竟，现实中既有救人反被诬陷，又有肇事者装无辜。稀里糊涂中，有人浑水摸鱼，有人被泼脏水。所以，关键还在于厘清是非。但是，如果没有视频监控，倘若没有旁人作证，如何弄清真相？所以，有人调侃救人是个“技术活”，先要留证据自证清白。北京这个条例为诬陷者敲响警钟，会对试图敲诈者构成一定心理压力。但如何弄清是非仍然是问题。另一方面，“诬陷将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是什么？将面临怎样的惩处？如果违法成本小于守法成本，某些人照样会耍无赖。有些细节必须明确，故意混淆是非者必须承担“不可承受之重”，才能具有现实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