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买假”不能一禁了之

　　知假买假，以及职业打假人现象，今后或将得到一定遏制。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对一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指出：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职业打假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当时颇受社会各界肯定，被称为“王海现象”。20多年来，公权机构对其态度存在多次反复。1998年，天津一中院一个终审判决使原来胜诉的王海开始接受败诉结局，此后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多作出不利原告的判决，知假买假因此逐渐减少。2014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明确食品药品领域的“知假买假”可适用消法。之后，职业打假行为增长迅猛。去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在其起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又对以营利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行为，作出不适用消法的规定。公权机构态度的变化，折射出知假买假行为的复杂性，需要在全面评估后予以谨慎规制。

　　知假买假的复杂性在于，它背后涉及知假买假人、经营者、执法机构、司法部门、普通消费者等多个主体和因素。当初该现象的出现，客观上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假冒伪劣产品并净化了市场环境。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的逐渐完善，很多人对职业打假的必要性产生疑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职业打假人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丧失其客观上的正面意义。的确，近几年来，职业打假行为给一些地方的执法和司法造成极大压力，甚至构成对正常执法的干扰。这成为国家工商总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的重要背景。

　　职业打假早晚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不一定是当下。在制度设计中，需要作出更全面的考量。不仅要关注职业打假行为耗费了多少公权资源，也要关注这种行为对市场秩序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能简单概括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也要看到他们对市场的良性影响。而对良性影响的评判，也不能主观判断，而应是结果导向，既包括直接打击了多少违法行为，也包括这一行为产生的威慑效果。某种程度上，职业打假行为产生的良性后果是隐形的，而目前的制度设计对此评估不足、重视不够，导致不能充分认识这一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在对职业打假行为放任和禁止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限制其获利空间，增加其获利难度，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比如，限制职业打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和范围；对职业打假，可根据产品缺陷程度和经营者欺诈严重程度，分别设定不同的赔偿倍数；赋予法官一定范围内的赔偿倍数决定权，等等。再如，对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予以区别处理，对一些轻微违法行为或初次违法情形，设定较低的处罚幅度，以压缩职业打假者的谈判空间。另外，也可考虑对涉及职业打假的纠纷解决设定专门程序，等等。

　　中国的市场规则发展到今天，对一些复杂现象，一味的“禁”和一味的“放”并非良策。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运用更有制度智慧的治理手段，或许才能更好维护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生态场的健康与活力。（作者:应飞虎 为深圳大学规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