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读懂“幸福取决市领导”中的寄望与无奈

　　“五成公众称幸福取决于市领导”的新闻成了舆论热点之一。这是《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近200个城市中展开的一次调查。新闻标题的概括其实并不完整，在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市民认为区委书记、区长以及当地公务员才是最重要的“幸福责任人”，而“五成公众称幸福取决于市领导”只是在二三线城市的调查结果。

　　即便如此，“五成公众称幸福取决于市领导”的调查结果大体上符合大多数人的感受。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建设幸福城市，市领导起的作用最大，这是一种现实。同样在《小康》杂志的这项调查中，还有一道题目与此相关，在“影响城市发展的九大因素”的选项中，“当地官员的理念”位列第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城市以哪种模式发展，以什么速度发展，市民对他所生活的城市有着怎样的体感，更多还是取决于市领导的“发展理念”。

　　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市民个体幸福度有怎样的关联，内在关系并不难厘清。个体幸福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内部是否和谐。城市的空气质量、交通状况、就业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收入几何，这都和个体幸福息息相关。没有谁能脱离了外部环境支援，只靠内生力量就可以经营好自己的幸福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你所居住的城市是怎样一番面孔，你的生活便是怎样的面孔。

　　不过让人备感难堪的是，尽管在当下中国“幸福城市”已经成为城市主政官员烂熟于心的概念，但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城市主政者的发展理念并没有和市民需求完全统一起来。有时候市民只想要“稳稳的幸福”，他们理解不了城市主政官员在发展城市方面的“大谋划”，他们甚至会认为城市主政官员的谋划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也许，城市主政官员也有不得已的苦衷，GDP挂帅的增长模式是一个指挥棒，在这个指挥棒下，他们一方面要顾忌市民感受，一方面还必须考虑自己的政绩。如果决策程序是民主透明公开的，官员的政绩追求和百姓的幸福度还能保持一致，怕就怕一些主政官员打着为民谋福利的口号大谋私利。

　　想当初季建业在履职南京市长时曾在就职演说中以一个漂亮的排比句承诺：“做一个执政为民的市长；做一个依法行政的市长；做一个廉洁从政的市长。”他在南京大拆大建时的理由也是“为了南京市民的幸福”。如今看来，信誓旦旦的承诺灰飞烟灭。现实就是这般尴尬，季建业主政期间，南京市民其实有着自己的城市幸福观，只可惜他们无力阻止主政官员的肆意孤行。

　　市民的幸福谁做主？五成公众称幸福取决于市领导，这样的调查结果不妨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涉及城市空气质量、交通状况等宏观环境的改善方面，市民们确实要把希望寄托于城市主政官员。如果没有主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市民们是无力改善城市大环境的；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中其实也透露着一种无奈，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市民们的建言权很难真正落地，他们也不得不承受着“市领导发展观”下的结果。“城市领导者的最大幸福是让所有市民幸福。”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扬州市市长谢正义在“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时曾做上述表示。在他看来，让所有的市民幸福，既是城市主政官员的公共职责，也是他们的幸福资源。如今《小康》杂志的这项调查，又表明了至少在二三线城市中，多半市民将市领导定义为他们的“幸福责任人”。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不知道城市主政者是否能体悟到责任的重大，又体悟到调查结果背后市民的某种无奈？未来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市民的参与权和建言权又能落地几分？

　　城市的“幸福责任人”到底该是谁？最正确的答案，还是市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