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制度空谈幸福感无意义

　　农民的幸福感从何而来?从制度的演进、政策的善意以及城乡偏见的改观上来,而不是从感觉中来。舍此而空谈什么幸福指数,太割裂了,也不会真实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农民幸福指数”,经过数据的测算,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基数的农民,幸福指数为0.5578(1为满值),属于中等水平。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还显示,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这一据说是国内首个农民幸福指数的发布,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乃至一般社会公众而言,多一种观察的视角总归是一件好事,可以获得一些认知的信息,可以获得一些决策的依据,还可以了解一点当下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有数有真相”嘛；而对于农民自身而言,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价值以及生活意义所在。

　　调查将样本农民细分为务农、务工、做生意、教师及其他五类的做法,也颇有新意,这样,农民就不再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范围,而大体上属于一个个相对清晰的群体,也便于操作、分析。

　　不过,这些值得珍视的价值,并不一定要得出一个“某类农民幸福感最高”之类的结论。换言之,即便细分之后,也依然不可能改变农民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权利上都还比较贫困的现状。若是参照这样的幸福指数去认识中国的农民,未免会得出过于乐观的意见。

　　比如,调查称,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专家就此认为,“这源于务农农民主观上的幸福感,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安宁满足。”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务农农民并没有生活在桃花源中,世俗社会的一切难题、麻烦都会波及到他们,特别是,随着市场触角的无远弗届,当下的农民一切都商品化了,早已经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仅仅凭着一点“乐观”、“安宁”,尽管也可能会有满足感,但若说幸福指数很高,并不可信。

　　此前有媒体报道,时下很多地方农村家庭娶媳妇每每要花费数十万元,高企的门槛导致很多农村男子重新开始“打光棍”。不仅如此,举凡征地、计划生育、农产品销售、看病等,其中任何一项事务都不轻松,都需要用货币来打理,而缺乏务工收入的务农农民,应付这些事务并不容易。

　　又如,调查称,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专家分析,二者“一增一减之间,折射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变迁”。变迁固然不错,不过,这种变迁中依然蕴藏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作为长期跟踪调查的专家不可以不察,更不可能只是从美好的层面去解读。

　　进城打工农民的幸福感为何低?除了主观上视野开阔之后,权利意识增强,落差加大之外,也与时下城市化过程中这部分农民很难公平分享现代化成果有关。在城市里辛苦了几十年,依然难以落脚,没有能力拥有一个栖身之所,这样的日子幸福感能强吗?

　　说到底,不是务工农民的幸福感低了,也不是务农农民的幸福感高了,而是整个农民的幸福指数都不高。在整体水平都不高的前提下讨论哪一群农民更幸福一些,意义实在有限。更何况,这些幸福指数之类的主观感受,也很难完全通过数字呈现出来。即便强作解人,也难免浮泛浅薄。

　　必须看到,时下的一些制度、规定依然是农民难以逾越的壁垒,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偏见还没有真正消失,在一些地方,公共服务早已退出,农村要么是被遗忘的角落,要么是城市的土地储备。农民的幸福感从何而来?从制度的演进、政策的善意以及城乡偏见的改观上来,而不是从感觉中来。舍此而空谈什么幸福指数,太割裂了,也不会真实。(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