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管理农村红白事不宜过细

　　2017年1月6日，河南省栾川县下发《关于“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推动移风易俗”的通知》，要求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制度，并明确了红白事参照标准。本村乡亲随礼一般控制在50元之内，最高不超过100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随礼一般控制在100元之内，最高不超过200元。(1月14日澎湃新闻网)

　　近年来，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蔚然成风。其中天价彩礼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被认为构成农村贫困的根源之一。农村红白事本身有干部党员参与，大操大办必然会引起相关腐败问题，此类丑陋风气不刹，农村只会继续败落，可以说农村红白事回归理性，甚至可以上升到治理和民生高度。

　　当农村社会生活出了问题，政府介入是题中之义，但公权进入私人生活也应有边界。之前每次红头文件管理村民红白事，都会引起巨大争议，本身即说明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的兴起。栾川县这个细的不能再细的红白事管理条例，放到法律框架下，不少似有侵权之嫌。

　　首先要厘清政府公务人员、党员与普通村民的区别。在全面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的大环境下，公务人员和党员设下严而细的管理框框无可厚非。然而对普通村民而言，办红白事必须几天完成，烟酒饭菜必须控制在多少价位，邀请多少客人必须控制多少人，本是个体家庭自由选择的事情，怎能设下红线？

　　栾川县的红白事条例出发点是好的，移风易俗、清新简约正是新农村建设的固有内容。但出发点正确，不代表具体条款自动合法。目前农村随礼、彩礼严重超出家庭承担水平的现象很严重，对随礼提出上限，也是这些条款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但即便是无比正确的条款，也只能是建议、引导，而不能强制。至于“婚事、满月等喜事一律不得提前设宴待客，当天待客一天”“白事一律实行每人一碗杂烩菜，不出桌”更让村民有私生活受到钳制之感。公权要保障维护公共利益，但公权的运行一定要在守法不违法的框架之内。

　　很容易发现，越是落后贫困的地区，红白事大操大办越是严重，有些地区甚至陷入互坑互害的恶性循环。落后地区政府介入红白事治理没有问题，但也要在依法治理的框架内进行，相比移风易俗，法律受到践踏造成的损失甚至更大。公权管理农村红白事，引导要多于强制，粗线条应大于过严过细，而且要充分调研适应当地情况。众所周知，农村人物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他们的红白事很大程度上承担社交甚至娱乐生活的职能（部分农村有老人丧事喜办的传统），有的家庭红白事随礼其实不高，多持续几天大家多联络感情并无不可，政府强制规定不超过一天，甚至剥夺了他们穷乐呵的权利，这样的规约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削减村民的生活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