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扎堆怀孕，谁来为校长解难

　　怀孕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一些即将要当妈妈的中小学老师却感到愧疚，因为自己一旦怀孕就意味着别的老师的工作负担要加重了。杭州东城小学有170名老师，女老师150名，去年一共有30名教师怀孕了，或生了宝宝，占学校教师总数的20%。校长王红霞高兴之余，也在为教师扎堆怀孕的事犯难。

　　二孩的问题如此突出地在教师行业体现出来，并不是偶然的，中小学教育的老师队伍长期存在性别失衡的状况，高中阶段还好，越往下越严重，到了幼儿园，基本上只能看到女老师的身影。这几年，虽然在扩大男老师占比上，各地都有积极的举措，但显然这么多年的老问题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这么大一个群体，累积了这么多年的生育意愿，要在这么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释放，几乎必然会产生应对上的问题。不止杭州，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河南郑州中牟县一学校甚至下发通知，要求老师排队怀孕，轮到了才能生，轮不到只能等着，有老师竟然被排到2020年以后去了。

　　另一方面，社会又对此缺乏必要的准备，显然，在大家欢迎二孩政策的同时，社会对教师队伍中尖锐的矛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周全的准备。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一项政策推行的同时，各行各业面临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一些女性就业相对集中的行业，需要得到特殊对待。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老师作出牺牲，任何群体的生育权都应得到严格的保障，任何以工作之需为借口的人为设限都是开倒车。但谴责不能代替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所只有170个老师的学校，有30个人怀孕生娃，这种人员上的大比例、短时间里的缺勤，不是别的老师多分担一点，大家辛苦一点就能对付过去的。

　　当问题产生时，如中牟县那所学校一样将问题归结为老师的盲目，或者指责学校侵犯人身权利，都不是积极的应对办法。中牟县限制生育的事情发生后，社会纷纷谴责，这当然都是对的，可是从校长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的措施也属无奈，一个校长能动用资源是有限的。教育是一件不能马虎的事，我们不能用对付的心态面对这样的问题。

　　这份压力不该由老师来背，也不该由学校来背，而该由社会来背。二孩政策对就业政策的影响是个长期的过程，社会需要给政策留足空间。以往够用的人员配置恐怕不够了，以往短时间里克服一下就能对付过去的问题，可能变成一个长期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从总量到结构上都必须作出调整，总量需要增加，性别结构需要优化。教育部门要转变短期、临时性的应对思路，从长远着手制定政策。一所学校难以应对，那么能不能在全区或者全市的范围里统筹解决。范围越大，群体越多，当然资源不平衡的问题越容易解决。固定的人员编制无法解决问题，那么能不能设立一些机动编制老师，哪里缺位就补哪里。代课老师在其中可以发挥比较关键的作用，前提是解决好同工同酬等用工机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