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打造善治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经济领域向市场、社会的放权，本质上是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回归

　　一项自我削权的改革，能成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其意义自是非比寻常。简政放权，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诠释着现代治理的基本逻辑，蕴含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明晰思路。

　　过去一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一张张稳中有进的答卷上，写满了简政放权的红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动力从何而来？中央政府去年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416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事实证明，简政放权的力度有多大，职能转变的速度有多快，市场和企业的活力就有多强。

　　在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一个词日益为公众所熟知。“负面清单”，成为简政放权的一个醒目标志。这一行政审批的管理模式，不仅从根本上为市场松绑、为企业减负，更体现了政府的法治思维：对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对政府，“法无授权即禁止”。这种对法治的尊崇与遵守，这种“宽待市场，约束权力”的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掷地有声的论断，不正说明，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承担着多重使命么？

　　除了打造法治政府的目标，简政放权同样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刊发“精兵简政”社论指出，简政不是“简陋”，也不是粗枝大叶的“简略”，而是“建立正规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今天的简政放权，同样如此。简政放权，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以后，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体现的正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要求：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当然，作为一项攻坚改革，作为一场自我革命，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简政放权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九三学社中央一份提案指出，近年来，与行政审批相伴而生的中介评估，存在项目不断增设、费用日趋增加的态势，如施工图审图费就比5年前增长近4倍，这在另一个方向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一位省人大代表制作“行政审批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在当地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历经30多个环节、要盖上百个公章，最少需要272个审批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经济领域向市场、社会的放权，本质上是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回归。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运行与政治文明的自我完善，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两只手命题”，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的关系不断优化、作用更加明确。在未来改革征程上，让“看不见的手”更有效，让“看得见的手”更有为，我们必能更好地改善公共治理、打造现代政府，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现代中国。(范正伟 周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