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改革消解社会抚养费疑虑

　　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哪儿了？昨日报载，广州白云区2012年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额超1亿元，占该区当年“行政事业性收费”预算收入完成额的近四成。知情人士透露，这笔钱虽由区财政统一安排，但大部分都返还给计生部门，作为日常工作经费。

　　在全国各地社会抚养费底数不清、去向不明的质疑和诟病中，此前各种回应大都含糊其辞。这次“知情人”说了“老实话”，让人看到社会抚养费一个较为明确的去向。当然，“返还说”不缺理由，诸如计生管理成本高，甚至基层要聘请计生“协管员”来管理，似乎都是社会抚养费使用的“合理”注脚。

　　然而，仅此并不能打消公众的种种疑问。如：社会抚养费“返还计生部门”是否合法合理，“返还”会不会产生“激励创收”的副作用，去向能否更清晰透明……显然,要使社会抚养费“堂堂正正”又“清清白白”，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问答题。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合法性毋庸置疑，这在计划生育法及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均有明确规定。搁置制度存废争议不论，在舆论“逼得太紧”之下，包括广东在内的24个省份公开了去年社会抚养费，共计超过200亿元，但具体开支都是“糊涂账”。由此引发“200亿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等等追问。

　　显然，社会抚养费仅公开一个总数，没有明确的去向，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要取信于民，公开社会抚养费明细账是必需的。而更根本的是，要检讨社会抚养费的制度设计本身和执行问题。

　　国家卫计委曾强调社会抚养费征收后应全额上缴国库，统筹用于本地区的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支出，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各省的相关法规也大致一样。问题是，社会抚养费既非专款专用，具体使用又无明确规定。收费进了区县财政的“口袋”之后，何去何从就留下了弹性空间。

　　这方面早有实例。审计署公布甘肃等9省市45个县审计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每个县都存在社会抚养费形成“小金库”，被截留、挪用、私分等问题。如此乱象很难说是个别。就说白云区，社会抚养费“大部分都返还给计生部门”算不算是“与计划生育挂钩”，返还的资金是不是用来“抚养”计生干部，会否造成执法部门“放水养鱼”而搞罚款创收，这些都是值得追问的问题。

　　此外，国家授权各省市区制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而各地政策的一个通病是弹性大。如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3倍以上6倍以下”等。这就出现超生“同命不同价”、罚多罚少可“议价”之类的怪事。张艺谋超生该罚多少引发争议，河北省邱县发生农民艾广栋因超生“罚不起”服毒身亡的悲剧，东莞出现社会抚养费征收“穷镇高过富镇”的怪象……这从一个侧面暴露出社会抚养费征缴标准伸缩性不一的弊端。

　　从当下暴露的乱象来看，要消除公众疑虑，必须正视社会扶养费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探索制度的改革。除了严格规范征收标准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规范、明晰其用途。社会抚养费可用在福利性救助事业中，如用于失独家庭补助等，应是赢得社会信任的可行之道。与此同时，加强社会抚养费的独立核算与专项审计，也是避免社会抚养费“征收”变“创收”的必要手段。(牛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