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聃：公款禁买年货,让反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央纪委日前下发《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要求元旦、春节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为此，新华网邀请著名反腐理论研究专家黄苇町解读“公款禁买年货”背后的深意。黄苇町表示，有些案子，领导干部受贿30%都是在春节期间。一种风气一旦形成，要扭转它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年节送礼，这多少年了，不是现在，很长时间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俗。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这个问题扭转过来，就必须从小事抓起。

　　自此之后，“公款禁买年货”将成为一道红线与禁令。尽管黄苇町将“公款禁买年货”定义为“从小事抓起”，但观察中纪委今年以来从月饼到贺卡再到年货的系列禁令，类似作为显然已上升到某种制度性的高度。关于发生在春节期间的腐败，黄苇町表示，“有些案子，领导干部受贿30%都是在春节期间”——— 数字准确与否，当然值得商榷，但黄苇町对于反腐败也要从反长期存在的社会坏风俗开始的说法，却深刻道出了一个事实：反腐败就应该成为生活方式。

　　从日常逻辑的角度来类推，“公款禁买年货”的举动，“当然”会引发热议。腐败行为不是一天形成的，也绝不只在春节期间发生，禁令式的“公款禁买年货”能承担起反腐的宏大命题吗？不过，在我看来，“公款禁买年货”能够累积起一种反腐文化的增量———“公款禁买年货”，至少可以杜绝一些以公款名义掩盖的送礼、利益交换行为；至少可以以一种亚文化的形式介入官员的生活，起到警醒效应。

　　作为社会性的反腐问题，当然需要制度性的纾解，需要改革进一步走进“深水区”，但谁又能说，在主流的反腐文化之外，不需要一种生活层面的亚文化式反腐？这二者或许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治“裸官”、要求官员财产公示，以及让官员任免变得更透明化等规定性的反腐举措，可以从制度上叠生反腐的机制性存量，但以反腐禁令、反腐宣传、反腐教育、反腐警醒等生活方式出现的反腐点滴手段，也能衍生一种反腐文化上的增量与氛围。谁能说，每一个官员面对“公款禁买年货”的禁令，都能熟视无睹？

　　之所以需要一种生活式的反腐，或许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就我们的具体语境而言，腐败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了一种亚文化的存在。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基于其自身的强渗透性和扩散性，久而久之，腐败将成为一种人人主动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不仅公众对腐败的承受底线越来越高，腐败也已经以各种方式渗透到具体的生活细节——— 既然如此，反腐举措为什么不能以亚文化的形式存在；作为具体日常生活内容的“公款禁买年货”，为什么不可以同样承担起反腐的责任。

　　也许，“公款禁买年货”的举动，不一定立刻收到生活式反腐的功效，因为这还需要执行上的不打折与时间上的不缩水。但无论如何，当一种指向生活的亚文化式反腐举措现身于公共空间时，是不应被轻易否认的。这里面其实蕴涵着一种生活反腐的可能，这种无声的力量，至少我是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