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 学史明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需要、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谱写新篇章

　　中国古代史是指从原始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众多史学家撰著了汗牛充栋的史学典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取得新的成就。改革开放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多更系统地被翻译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进入科研机构和学校讲台。在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更多史学工作者开始自觉学习研究唯物史观，并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一大批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学会和刊物纷纷创立，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二所和中国史学会成立，《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文史哲》《史学集刊》《历史教学》等杂志创办。这一时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研究人才队伍也逐步建立起来，新的学术生态开始形成。

　　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重大问题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方法等为指导，关注中国历史上长时段、重大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变化，探寻这些变化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揭示其性质与意义。五个重大问题研究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这些讨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的结合，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理论上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五个重大问题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遗产继承、历史人物评价、史论关系等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历史资料挖掘、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研究意识培育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初步构建起新中国中国古代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所关注的问题与积累的资料成为后来中国古代史很多分支学科的生长点。

　　大量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较好学科基础。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后，众多历史学名家和史学新晋撰著、编辑、校订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诸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出版，翦伯赞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出版，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出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启动编写，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对“二十四史”进行整理。此外，相关断代史、专门史论著也不断涌现，如杨宽的《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史念海的《河山集》等，史学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较好学科基础，其中很多都是经典之作，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史仍然要学习参考的内容。

　　改革开放让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中国古代史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加骄人的成就。

　　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在社会形态理论上，学者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形态作出了更加合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深入中国历史实际，从具体史料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历史发展道路，构建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后，围绕五个重大问题研究，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再探讨，无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是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都较之前有了明显进步。

　　研究理论和方法日益完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指导下，在科学汲取古今中外优秀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新资料大量发现、整理、刊布的情况下，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边疆史地研究等都开始形成自身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甲骨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碑刻与图像资料以及众多民间文书为代表的新出文献，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的史料。环境史、医疗史、疾疫史、社会生活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异军突起，让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日益完善。

　　学术成果极为丰硕。通史编纂反映着一个时代整体的历史认识水平。郭沫若去世后由尹达主持的《中国史稿》全部出齐，范文澜去世后由蔡美彪主持的《中国通史》顺利完成，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末圆满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五卷本《中国通史》获得良好反响，曹大为等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也已面世。这些通史在编纂理念与方法上都有创新之处。此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也都有专门性的通史出版。断代史研究反映着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自先秦至明清大都有相关著作问世，而且很多是奠基之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相关断代史的认识。

　　肩负起新时代的学术使命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新时代新使命，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要肩负起自己的学术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坚持唯物史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从时间上看，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国古代史占据着主要时间段，中国古代史研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着特殊地位。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刻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的丰富内涵与发展规律。这不仅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水平的需要。为此，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应继续在唯物史观的学习上下大力气，掌握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真正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自觉将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新时代党和国家需要、人民需求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阐释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把握规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自身的学科作用；就是要坚持史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导向，把中国古代史研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离不开历史科学“三个体系”建设。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努力构建起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