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证人出庭率何时不再是难题

　　最近有两则关于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的新闻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据《新京报》报道，章莹颖案走到了量刑庭审环节，辩方多名证人出庭作证，有的网友对这样的审理方式感到新鲜。另一则是北京一些律师在朋友圈转发的“炜衡大学生刑辩训练营”活动，训练营关于证人询问和交叉询问等实务课程引起了“担心”：法科生课外学这些东西，在现阶段会不会很难有用武之地呢？

　　两件事一对比，确实略显滑稽。在异国，多名证人出庭并接受询问、交叉询问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我们在讲授这类技巧时却仍需考虑它的实用程度。这背后暴露出的，其实是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较低的现状，此情况若再不改观，对证人特别是侦查人员的询问或交叉询问技术可能真的有沦为“屠龙术”的“危险”。

　　证人出庭率低到什么程度？以上海市二中院去年发布的《2016-2018年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审判白皮书》为例，2016年至2018年，该院共审理一审、二审刑事案件4049件，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为45件，占比1.1%。这当中，一审案件证人出庭率7.3%，二审案件证人出庭率0.59%。经济发达的上海都如此，其他城市呢？难怪有的基层刑庭法官曾说，从业十余年几乎没看到过证人出庭。

　　庭审的一大功能在于查明事实，这有赖于证据，证据又有相当一部分是言词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证言或前后矛盾，或无法与客观证据印证，而法官很多时候却未同意律师的证人出庭申请。纵观近来平反的冤错案件，当年审判时即很多这样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如何查明事实，不得不让人打一个问号。

　　导致出庭率低的原因，主要来看，一可归咎于办案压力和考核指标，不少法院案多人少，结案率等考核方式又迫使法官希望尽快审结案件，二是部分地区公检法“重配合、轻制约”，一些庭审因而有走过场之嫌。同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法官对是否允许证人出庭的确有较大的决定空间。

　　对此，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早已明确了方向，多份重要文件屡屡强调提高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推动庭审实质化。很多学者则从证人出庭案件繁简分流、证人必须出庭的情形、未允许关键证人出庭的责任、证人的保护措施等角度提出了建议。实务界也很关注，笔者2015年曾参与报道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的庭审，清华大学易延友教授对一名证人进行了精彩的交叉询问，尽管已时隔4年，这段交锋仍时不时在各社交平台传播。

　　事实上，面对大学生，参加训练营课程讲授的法大、人大等高校学者不是担心学生学了之后派不上用场，而是担心其未能掌握此间技巧、思维，因为，如今一些律师申请证人出庭成功了，但接下来的提问方法却一塌糊涂。基于此，询问或交叉询问的技巧值得学，也必须学，无论出现频率多高，它都是现阶段事关论辩、说服的实务技能，而未来，伴随司法改革推进，证人出庭率或会逐渐提高，这样的硬功夫更是法律人的标配。

　　在任何行业，教育既是一根指挥棒，也预示着行业发展走向。什么时候大家对这样的课程习以为常，什么时候证人出庭率的问题就得到了长足改善，庭审实质化的精神才算真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