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

　　蓦然之间，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老人和孩子都在玩一种东西，那就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接入的是一个虚拟且无限扩张的世界。每一台智能手机背后都是大数据和代码的运转，使用手机的人似乎变成了大数据的代理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开始讨论一个“后人类的时代”。人还是那个人，国还是那个国，但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人的观念以及国家治理的模式。

　　有人说，得数据者得天下，这样的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原因在于数据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最必不可少的资源。从特朗普大选上台到朴槿惠下台，我们看到了社交媒体给世界政治带来的冲击。技术才是引领世界政治变革的基础性的力量，而顺应技术变革和发展的国家才能成为引领时代精神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国家。

　　从国家形态的变迁来看，适应时代发展的形态最终胜出。从农业时代的帝国到工业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再到今天大数据、人工智能开始冲击了既有的国家治理方式，国家的形态也面临着新的洗牌。顺时而动，成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变革的课题。有人提出，在现有的国家之外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那就是“网络国家”，比如Facebook拥有20亿用户，它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空间，当然是线上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网络国家不是一种补充性的网络空间中的集合，而是一种拥有与非国家成员针锋相对所需的必要力量和影响力的重要实体。”

　　从国家秩序的变革来说，国家形态的变革带来的是根本的变化。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国家是权力的容器，而权力的性质和来源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煤炭、钢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石油，到现在越来越呈现出低碳的特点，信息变成了新秩序的主要的“质料”。因此，顺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国家的结构和治理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组织方式，国家依然是权力的容器，在大数据时代，国家介入到虚拟空间，拓展国家的边疆自然是题中之义了。

　　大数据和信息作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中介，在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中，国家与公民的权利也需要重新界定和厘清。大数据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而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说是重新塑造了国家的安全环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助推了新的消费以及新的贸易体系的建立。通过大数据每个个体也变成了数据和符号，未来人可能也在代码化，二维码已经变成了新的身份证，由此可以实现彼此的交流。

　　与此同时，虚拟空间也并非一片净土，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欺诈和犯罪活动，甚至也在改变战争的形态。反恐战争从9·11开始，持续了十几年，依然没有看到最终胜利的曙光，这也是最为漫长且在不断延续的全球性战争。为什么会这样呢？恐怖主义的战场最先实现了虚拟化，原有的战争的理念和思维已经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战争，在虚拟空间中，极端主义思想就像野草一样，难以根除，恐怖主义就像九头蛇。可以说，这是传统国家、传统战争思维方式在大数据和虚拟战场的失败。

　　“网络国家”并不仅仅是新的形态，而是网络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融合，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方式也会发生重大的变革。我们很难再用言论自由、公民权等观念来单向的理解国家与网络之间的互动，甚至是博弈。在国际关系历史上，领导型的国家都是最先介入新的技术变革和生产方式，在不确定性中实现了国家的崛起，也引领了国家体系的变革和国际治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