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孩子不同频道的人生

　　2009年，马百娟坐在黄土包上读作文。

　　2009年，马百娟一家搬粮食。

　　徐佳毕业前站在大学宿舍的窗前。

　　袁晗寒在德国留学。

    原标题：出路

　　□一个是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

　　□一个是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天不亮就从出租屋起床，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第三次高考；

　　□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高中退学后，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

　　□6年里，他们长大成人，寻找各自的出路。“他们不仅仅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和可能。”

　　如果没有郑琼的镜头，三种不同频道上的人生或许永远不会有交集：

　　一个是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

　　一个是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天不亮就从出租屋起床，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第三次高考；

　　还有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儿，高中退学后，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

　　促使导演郑琼摁下开机键的，是和北京女孩儿袁晗寒的一次闲聊。40多岁的郑琼惊讶地发现，“在她的生活里，有那样多的选择，那样多的资源，和从小地方出来的我，感受完全两样。”

　　郑琼本想用片子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本该备战高考的北京女孩儿选择退学，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作为对照，郑琼回到了湖北老家，在曾就读的高中，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复读生徐佳。此后，拍摄对象又加入了甘肃大山里的小女孩儿马百娟。

　　意料之外的是，由于素材拖着迟迟没空剪辑，只得一再补拍。从2009年开机到2015年拍完，6年里，3个主角在镜头前长大成人。时间让这3个故事，有了独特的生命力。

　　“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的高中寻找拍摄对象时，郑琼惊呆了。整个城市都长高了，变样了，可高三教室几乎没什么变化。桌上的复习资料竖着摆成一排，学生从屏风样的书后探出头来，绷着脸、眯着眼盯着黑板。不同的是，每间教室门口多了一张高考倒计时广告牌，鲜红的数字显示，距离徐佳第三次走上高考考场，还有38天。

　　早上5点，徐佳在出租屋醒来，用塑料盆打水，放在卫生间地上，蹲在马桶边洗了把脸，和同上高三的弟弟一起骑车去学校。

　　兄弟俩挤一张大床，在纺织厂打工的妈妈睡同屋的一张小床。全天大部分时间，这个干瘦女人的腰都是弯着的：蹲在地上淘米煮饭，蹲在工厂把钢管收进筐里。

　　从农村老家来咸宁前，她曾和丈夫在广州打工。2007年，徐佳爸爸试开亲戚的卡车，连人带车滚到山下死了。死前，他给老婆留下一句话：“爬也要供孩子上学”。

　　当年高考失败，徐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读。他立志要考上大学，把通知书拿到坟前给爸爸看。结果第二年，他又以一模一样的分数，倒在了本科线前。

　　“我怀疑是不是老天在耍我，我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心灰意冷的徐佳去了广州，在一家生产矿泉水瓶的工厂做工，每天工作12小时，报酬只有30元。后来又去东莞做农民工。一个月以后，他还是回到了高中课堂。

　　那个夏天，21岁的徐佳决定最后赌一把。可他的英语还是“怎么都学不会”，课间去楼下透气，他也要蹲在操场边用钥匙画着解题。

　　“有一段时间，整个人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目。”徐佳不停地眨着眼。兄弟俩中午在工棚吃饭，在工地上看守建筑垃圾的亲戚劝他，不要紧张，尽力就行，徐佳不吭声，闷头在塑料碗里扒饭。

　　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在第一志愿写了湖北工业大学，其他所有位置都填了清华大学。考完最后一科出来，徐佳淋着雨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没有撕书，没有去网吧和同学打游戏，甚至没吃顿好的，两天后南下打工去了。

　　好在这一次，徐佳终于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而今，当年吃饭的工地已经变成了高楼，徐佳也终于走出农村老家，挤进了武汉市一间30平方米的出租房。

　　今年6月6日，郑琼在朋友圈里写道：“今天高考，愿考场上的年轻人平安，愿你的努力值得，愿我们的过去得到安放。”

　　20多年前，郑琼也一连读了三个高三。她曾学物理学到哭，如今捧着当时的日记，读着读着就流下眼泪，她说好想穿越回去抱抱当年的自己。

　　第三次被高考“狠狠砸倒在地”以后，她“被社会彻底甩了出去”，在家待业，体会到“被黄土掩埋的感觉”。

　　父亲开始酗酒，一次酒后，抄起门前烧水的炉筒子砸向不争气的女儿，郑琼躲了起来，甚至想要离家出走。“让我做什么都行，我要一份工作。”

　　在那样的小城，“命运似乎并不能提供太多选择，考大学成了大多数人摆脱命运钳制，走出狭小天地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唯一通道。”郑琼感慨。

　　手握大学文凭再次步入社会时，徐佳似乎拥有了更多选择，至少不用像弟弟一样卖保险。

　　站在“话筒就是冲锋枪，听筒就是手榴弹”的红色条幅下，徐佳专科毕业的弟弟和同事高喊口号，鸡血满满地拨通陌生人的电话，然后一次又一次被挂掉。

　　坐在武汉一家咖啡厅里，如今在一家电力公司做技术的徐佳说，如果不是考上了大学，自己可能会在广州打工，然后做点小生意，“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饿不死就行”

　　徐佳第三次高考的那个夏天，在北京一幢房前有竹子、屋后有泳池的别墅里，17岁的袁晗寒坐在秋千上，一边晃荡一边与郑琼聊起退学。

　　留过一级之后，眼看着又要不及格，出于“被开除不好听”，袁晗寒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她在阁楼上看碟，在满是绿植的家里画画，把报纸用榨汁机打成纸浆，再用烤箱烤成纸，然后在这种纸上写诗：“你在宇宙的另一端等我，穿过无瑕的气体，我闻到的是你的味道，我以为那是从肌肤而来的阵阵肉香，可你说，那是欲望。”

　　袁晗寒常会思考各种关于死亡和存在的问题。她小时候学弹琴、跳舞、画画，后来装病放弃了前两种。更多的时候，她用各种方式对抗无聊。躺在校园草坪上揪两把草吃，或者用猪肉皮和米饭做一个少女的乳房。

　　由于种种原因，袁晗寒的妈妈认准了女儿是个艺术天才，这个女孩也从不缺乏展现才能的舞台。很小的时候，袁晗寒就拍摄过拆迁的胡同、给环保组织做过艺术短片，帮在电视台工作的妈妈做舞台布景。

　　在退学后那个慵懒的夏天，17岁的袁晗寒租下了南锣鼓巷与后海之间的一家店面，自己买颜料画墙壁、买木料做桌椅。

　　第一天，卖出了两杯奶茶，买主是郑琼。第二天，袁晗寒往门口放了很多空啤酒瓶，假装生意很好，然而没有顾客上当。3个月后，咖啡馆倒闭，变成了卖“烧鸡”的。3年后，袁晗寒周游了欧洲各国，最终进入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读书。

　　顺利的话，她将于明年毕业，拿一个相当于硕士学位的文凭。至于工作，她说自己可以去干任何事情，导购、卖票、当服务员都可以，“饿不死就行”。

　　在德国街头停下买包烟，袁晗寒轻描淡写地说起，当年的同学中，有三分之一放弃了高考出国，余下三分之二去了“中央美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什么的”。

　　袁晗寒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在她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学校给她留下最美好的记忆是，一个初中老师，“听每一个人回答问题时都面带微笑地听完，无论你说什么”。家庭或学校也从未向她灌输，上学这件事，和工作能扯上什么关系。

　　“我上了大学，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买面，因为我家面不够吃。”

　　关于读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郑琼第一次见到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村的马百娟时，就得到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回答。

　　“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我上了大学，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买面，因为我家面不够吃。”11岁的女孩儿坐在黄土包上，用唱歌般的调调念自己的作文，背后是散落在土崖上的矮房子，和灰中带绿的苍莽大山。

　　站在这里的平地上，就能轻松拍摄出“航拍”的效果。斜斜的黄土路盘着山蜿蜒向上，马百娟一家四口赶着驴子去地里背谷子。镜头拉远，走在山路上的人影变成一排小黑点，蹲坐在北京宽敞的家中，郑琼指指电脑屏幕叹了口气：“人跟蚂蚁似的讨生活。”

　　年迈的老父亲整个人躺在谷堆上，胳膊伸进麻绳套固定，再一发狠站起来。马百娟背上的谷捆几乎比她人还大，自家谷子磨成的面粉，就是他们主要的口粮。

　　每天早上，马百娟把干面饼揪进凉水里，呼噜呼噜地吃下一碗，就背上书包，齐步走般甩着胳膊，沿着土路往学校赶。若是买个新本子，脸上的笑憋都憋不住。

　　马百娟读小学二年级，是全校年龄最大的。她所在的野鹊沟小学有两个老师、5个学生。她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我现在每天很高兴，因为我可以上学，我想一直可以上学。”

　　“念书干啥，念完要是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老师动员了很多次，年过60的老父亲才勉强同意马百娟上学。

　　郑琼拍摄那天，上课讲的是“我的家乡真好”，老师点着语文课本上“看一看，比一比”的图画，教马百娟和她唯一的同学看图说话：“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边楼房林立，鳞次栉比……”

　　教室是两间平房，矮墙围起的空地就是操场，望出去只有大山。马百娟没见过火车，也没见过楼房。老父佝偻着身子拿着铁锹翻谷子时，坐在一边的马百娟总是拿着课本，翻看。

　　像马百娟向往的那样，老师的儿子专升本考上了大学，现在在城里的工地上帮人装排水管道。没有工友知道他读过大学，这个34岁的男人把毕业证、正装和皮鞋寄存在别处，准备接下来找工作再用。

　　他爱看《长征》等“积极向上的”电视剧，学习革命前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那样坚强”。

　　“你为什么活着。”

　　最艰苦的日子里，书是郑琼的精神支柱。

　　在家待业后，20岁出头的郑琼去水厂当了女工，每天必带一本书。只有翻开书时，她才觉得自己活过来。“没有很多选择，没有什么机会，更看不到任何开放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匮乏。”

　　一年后，她只身来到北京，家乡人问起将来的打算，这个爽利的制片人当时只能不好意思地敷衍，“去广州打工”。

　　郑琼学英语、跑推销，从电话销售到杂志发行，从卖报纸到卖电视节目。她拿着本子向所有人问问题，“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能学习的东西，都能听见‘吱吱吱’的声音。”

　　当郑琼2012年去德国拍摄袁晗寒的生活时，感到学习资源像海洋一样把她包围，而彼时读大一的袁晗寒却只想逃离。

　　“我觉得我受不了在画室了，在这我就不舒服，胃疼。”袁晗寒倚着画室门外的墙站着，几个金发学生在里面画画、做雕塑。她低着头走在校园和街道，兜帽遮住颓废造型的短发，表情高冷。人多的时候，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抠着指甲，10个指头都抠秃了。

　　她开始听到国歌就想家，觉得德国“只是个养老的地方”。　　袁晗寒花大把的时间去草坪遛兔子，和中国留学生到处转。在租来的阁楼里自己做卷烟，用苹果电脑当垫板，用钢片嘎嘎地刮着显示屏背后的磨砂面。

　　千里之外，摆弄着苹果手机时，徐佳露出少有的笑容，高声说“等过两年之后，我混好了买个iPhone6手机！”那是临近毕业时，他和同学一起，去帮堂哥买彼时最流行的iPhone4手机。

　　3年后的现在，iPhone6手机已经成了新的“街机”，徐佳皱着眉头，在屏幕上裂了缝、周围掉了漆的荣耀手机上摁着数字，随即懊恼地用两手搓着脸：“我公积金太低了，房价涨太快。”

　　大学毕业后，徐佳自己存钱结了婚、修了老家的房子、还给妈妈开了个小卖部。两次加薪以后，现在每月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不出差的时候，徐佳早上6点起床，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打卡上班。老婆从不“淘宝”，每天对账，盘算着多存点钱。

　　2012年第二次拍摄时，郑琼曾花了好几堂课的时间，与徐佳进行了一场如考试般艰难的对话，内容简单又复杂，“你为什么活着”？

　　徐佳表情紧张，呼吸急促，支支吾吾地用“你”或者“我们”做主语来回答每一句问话。费了很大力气，这个当时即将大学毕业的男生终于说出一句：“为了家庭，为了我妈活着。”

　　出车祸带走父亲的几个车轮，至今还留在老家的房前。空闲时，他偶尔会在网上看电影，最喜欢科幻片《星际穿越》。片中的父亲迷失在平行时空，推下书架上的书向女儿传递信号，最终父女重逢。“我看了四遍。”他说。

　　“我看着是不是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皱着眉头回复工作微信的间隙，如今已毕业3年的徐佳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他说自己也曾想过，抛下父亲的遗愿和家庭负担，按照自己兴趣做事，但在内心深处，又很鄙视不管家里、只顾自己的人。

　　“村里人都羡慕我妈，我有工作、娶了媳妇，再生个孩子就好了。”徐佳平静地说。

　　“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

　　不管怎样，徐佳肯定地说，自己的梦想已经全都实现了。他告诉郑琼，自己上大学以后一直在想怎么赚钱，付生活费，把欠的学费交清。“实际上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

　　从踏入校门那天起，徐佳就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学校宿舍分500元和1200元两种，他毫不犹豫地选了500元的。每天下课，两种宿舍的人天然分开，一帮往左走，一帮往右走。

　　每个假期都是在打工中度过的，在校期间，他唯一参加的课外活动是在学生科值班，每月有120元的收入,徐佳笑说自己当时“掉到钱眼儿里去了”。

　　为了找工作，这个10岁就开始挑水的小伙子下狠心花300元买了身正装。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招聘会间奔走，校园墙上考研、考公务员的小广告与他没有关系，大厦上“没有不可能”的大灯箱更像句讽刺。

　　有时候，他躺在宿舍的平板床上发愁，简历投了无数份，没有通知面试的短信，会失落、失眠，接到了短信，又会为接下来的面试紧张不安。

　　剪片子的时候，配上《航行》的音乐，看到徐佳穿着正装等公交的一幕，郑琼自己的眼泪就往下掉，她受不了那一张脸上的迷茫和焦灼。

　　而徐佳和室友们从不讨论心情，他们关心的是，“出差一天给80元补助，用40元，还能留下40元”。

　　郑琼觉得，徐佳“切断了自己所有的感受”。连拍结婚照时也看不出一点点喜悦。唯一一次表露自己，是在终于签下了现在这份工作之后。

　　徐佳表情松弛地说：“心里感到有些忐忑，就一下子落空的感觉。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他坦承，如果真有一天让他卸下了外在压力，按自己的意愿做事，他很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而今，镜头之外的徐佳放松了很多。“人人都想自由啊。”徐佳笑了，“我觉得今天就挺自由的，我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他前一天刚从山沟沟里出差回来，转天又要赶去另一个山沟沟。

　　说起如果中了彩票怎么用，徐佳有些疲惫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很快给出了答案。

　　“第一件事是给领导发一个邮件，说现在工作太累经常要出差，看他怎么回。”徐佳第一次咧嘴笑着，“然后去把驾照考了，再带上我妈和我老婆出去转转。再出钱给大伯母做个身体检查，动动手术。”徐佳表情认真起来：“最后和我弟弟、堂哥们聚在一起商量这个钱怎么用，因为这可能是会改变我们整个家族命运的一个事情。”

　　“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

　　与徐佳的拘谨相反，在和袁晗寒的交流中，郑琼“强烈感受到她与众不同的思辨能力。”

　　帮郑琼给纪录片配音以后，袁晗寒迷上了声音艺术。

　　2015年，袁晗寒回国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内容是帮买主找到想要的艺术品。

　　曾经有一次，袁晗寒要去谈一笔“巨大的生意”，她搞房地产的老爸穿上笔挺的西装，准备给女儿当司机，郑琼也闻讯赶去拍摄。

　　结果那天早上，因为空腹喝了太多咖啡，袁晗寒直接被送去了医院。到目前为止，还一单生意都没有做成。

　　在袁晗寒看来，自由就是做想做的事，然后承担后果。她嘿嘿一笑，“还真没后悔过，如果代价能处理好，傻冒儿一下又不会怎样。”她常把自己想象成5岁以下的小朋友，做事只凭直觉选择是或否。“如果选否，这事一定不好，选是，就去做。”

　　而郑琼认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说‘不’的能力”。她不买LV，不参加同学聚会，不学开车，甚至不愿被鼓励。

　　在拍这部纪录片的6年间，郑琼辞去了在光线传媒娱乐集团的光鲜工作，后来又关闭了自己创办的纪录片发行公司，一边拍片，一边创办并独立操持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

　　每次做完iDOCS电影节，有人鼓励她坚持下去，她都有些哭笑不得：“我真的不是为了别人做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人做事是出于事情本身带来的乐趣呢？”有时候，郑琼甚至有些庆幸，当年高考落榜迫使她寻找、追逐自己的兴趣。

　　对于这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徐佳的感情则有些复杂。如果能回到十年前，他想对当时的自己说：“别学了，出去玩吧。”

　　有人问他，如果将来儿子说不想读书了怎么办？“那我先抽他，然后再商量怎么办。”徐佳笑道。

　　最斩钉截铁的回答来自袁晗寒的妈妈：“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

　　“要摆脱贫穷，就得上大学，要读书”

　　第一次拍摄之后，剪辑出的短片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有加拿大人联系郑琼，表示想要资助马百娟读书。但捐款还没到，马百娟就退学了。

　　马百娟家所在的甘肃省会宁县，是有名的“状元县”，自恢复高考以来出过五六万个大学生，“这是生活给逼出来的，是穷的原因。他们认为要摆脱贫穷，就得上大学，要读书。”马百娟的老师告诉郑琼。

　　郑琼再见到马百娟时，她已经长成了14岁的大姑娘，曾经天真的笑脸被戒备替代，她端着胳膊背对镜头，不再和郑琼说一句话。她爹说，不读就不读了，命运好找个好人家嫁了。

　　彼时21岁的大哥带马百娟办了退学。这个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的年轻人跟老师解释，妹妹脑子不好，实在学不进去了。小学生们兴奋地对着镜头扮鬼脸时，马百娟倚在校门口别过了脸。

　　“我在学校什么朋友都没有，我变得越来越不爱讲话。”马百娟在作文里写道。退学前，她在镇上的小学读三年级，比班上其他同学足足高出一个头。

　　马百娟的父亲对着镜头赶郑琼：“给上两万元，你就拍，给不了两万元，你就不要纠缠！”郑琼用300元租车拉机器拍摄，老爷子气得不得了：“你们租车的钱够我们家吃一个月了！”

　　全家搬到宁夏中卫以后，马百娟大哥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这个经常腿疼的年轻人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在陶瓷厂装瓷砖，有时一连三个月不发工资，只能朝工友借钱，给家里买点菜和油。

　　这个“90后”像小老头似的蹲在地上，低着头，顺手拣根麦秆抠着，有些口齿不清地念叨：“已经拍了3年了，怎么经济上还没有给一点。”

　　马百娟也失去了像唱歌一样朗读的能力。举着稿纸挡住脸，她很快很不清楚地念着：“我想外出打工挣钱，去帮助家里，为哥哥减轻负担。”

　　2012年的一个下午，这个壮实的女孩儿走进一家又一家餐馆、酒店，也没能得到一份扫地的工作。

　　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儿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一家酒店的前台告诉她，薪资水平是一千多元。“一千多！”她条件反射般重复着对方报出的薪水，又惊又喜地笑着，眼里放出光来。光芒被冷水浇灭。询问她的基本情况后，经理不客气地告诉这个什么农活都会做的姑娘，“你目前的状况，可能洗碗都没人会要你。”

　　马百娟回到家，坐在附近干涸的河坝上，揪着枯黄的草叶，愣神，摇头。两年后，16岁的马百娟终于找到了出路——嫁给了亲戚家的哥哥。

　　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在试图向郑琼借钱遭到拒绝后，马家与郑琼断了联系。后来听说，马百娟也去了哥哥那家陶瓷厂打工，不远处就是她没读完的小学。

　　受郑琼所托，曾包车的师傅找到马百娟家，马百娟躲在屋里不肯见人，婆婆严厉地说，你们再也不要来了。马百娟的大哥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妹妹现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和他“没有联系了”。

　　早在上学的时候，徐佳就已接受了命运的不公平。他说从不想和别人比较，自己活得踏实就行了。徐佳在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大学毕业前，他想去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他可以先工作，再旅行，然后边旅行边工作。”袁晗寒不明白是什么阻挡了徐佳的脚步。2015年暑假，她回国到上海的美术馆实习，因为“想看看国内都是怎么玩的，还缺少一些什么东西。”

　　与她经历相似的朋友对郑琼说，如果所有人的追求都是固定的收入，安定的家，人都变成一样的，“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跟拍6年之后，郑琼认为，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这3个人物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各种群体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郑琼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出路》的意义。

　　徐佳上大学之前，郑琼送了一本《乌合之众》给他，书中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忙着打工赚学费的徐佳很快把这本书抛在了脑后。如今，他忙着好好工作，再借点钱凑个首付，争取买套学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