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伟：“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今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重温陈云同志当年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等重要论断，相信会对我们今天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陈云担任过两届九年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从严抓党风和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陈云思考和关注最多的问题。今天，重温陈云在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关于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和整顿党风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名言，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陈云在党的七大上发言时着重提醒全党要树立“求真务实”之风的一句名言，也是他总结自己“做了七年组织部长”后专门拿出来请党内“同志们研究”和“希望大会的代表审核一番”的问题。
讲真理，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就是坚持彻底的唯物论。陈云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不得半点虚伪、虚假，这是党风中最根本的一条，也是党风建设的根本问题。1977年，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题目就叫《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他在文章中点题说“特别讲讲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认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并指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后，陈云和邓小平等人之所以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就在于追求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作风。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他们始终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作风问题，提到党是否有“生机”，会不会“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没有严格的党规党法，定难担当历史的重任。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在重新组建和领导中纪委的工作中曾明确地提出：“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还提出：“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中纪委成立之初所做的一件基础性大事，就是在陈云的主持下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一份为全党定规矩的工作，为制定好这样一份全局性的文件，陈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亲自把关，并多次对起草工作给予指示。
在陈云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许多规矩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如：反对思想僵化和一切从本本出发；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坚持党性，对于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等等。
为使《准则》这一党内法规真正发挥作用，根据陈云的指示，中纪委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包括多次召开贯彻《准则》的座谈会。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这一重要论断，就是1980年11月间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时提出来的。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令党内外震撼。在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大都转引了陈云的这句名言，有些文件除了重申陈云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等论断。
但是，面对改革开放后复杂而严峻的局面，要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党的各种规矩，阻力是非常大的。为此，陈云领导下的中纪委提出：要以毛泽东提倡的“五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再加上一个“不怕撕破脸皮”的精神，开展抓党风的工作，“怕字当头、模棱两可、和稀泥、随风倒，是做不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
对于直接从事“抓党风”工作的同志，陈云提出过严格的要求：“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陈云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堪称全国纪检干部的楷模。反映在日常生活和点滴小事中，他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比如他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别人无论以什么方式送来的大小礼物，一概拒收；凡是有人来送礼，身边工作人员或亲属必须报告，不得擅自收下。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收任何礼物的原因时说：“我是中纪委书记。”在陈云看来，其身正，方能正人。作为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点滴之处、举手投足之间，都代表着党的形象。
“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要在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的战略任务。然而，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复杂得多的局面，要实现党风廉政建设的艰巨任务，任重而道远。尤其在经济领域，问题更加复杂，形势更为严峻。
尽管如此，陈云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下大力气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态度和措施都非常坚决。在陈云的指导下，中纪委开展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把目光紧紧盯在经济领域。为了遏制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的势头，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纪委配合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不仅提出要严肃处理领导干部中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而且提出对省、市或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的情况，中央将考虑追究责任。
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查处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上上下下的重重阻力。早在党的十二大以前，香港的报纸就曾反映，中共的反贪污、反腐败斗争停滞不前。陈云看到这个材料后，立即批转黄克诚和王鹤寿：“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为此，中纪委进一步采取了严办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案件的措施。
应该说，经济领域犯罪现象的不断变身，是与新时期经济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要深入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必须在大的改革思路下寻找突破口。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在讨论这份《决定》稿时，陈云以中纪委提供的材料为根据，从纪检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强调“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对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研究解决，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一起抓，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完全可以加以限制的。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为贯彻党和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一步限制消极现象的决策，中纪委常委会于1984年10月间提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这份报告送到陈云那里时，他立即批示：“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抓党风、加强党的纪律，任何时候都要严；越是改革深化，越要从严治党。这是陈云的一贯思想。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陈云不断强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始终都要一起抓。他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
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诱惑下，一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及其子女纷纷经商、办企业，在各种名目下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有的套购紧俏物资，有的利用职权倒买倒卖，等等。这些行为，在1984年的夏天以后形成一股强大的风潮，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造成非常坏的社会影响，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为此，中央作出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纪委同时提出，“不许领导干部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陈云为此专门批示：“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他还提出：“应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再扩大一点。”陈云这一更为严格的提议，得到邓小平等人的完全赞成。
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陈云甚为忧心。他果断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中纪委重点查处了一系列重大的违纪违法案件。尽管一些犯罪分子自恃有后台，给案件的查处审理带来极大的难度，但中央态度非常明确：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依法处理。为使党风真正得到端正，社会风气有明显的好转，陈云还提出：“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在这些问题上，陈云的“严”，是出了名的。
今天看来，陈云在抓党风和促进社会风气好转方面的一些办法和论断，既透出了“严”和“实”的深刻内涵，也具有极为现实的启发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重温陈云提出的这些名言和举措，我们会更加深刻地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党的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意图，深化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的学习理解，也能加深对习近平同志提出在全党处以上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