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有怎样的“福利期待”

　　临近春节，关于“福利”的讨论又起。这个从去年热起来的话题，一直众说纷纭、言人人殊。概括起来无非是，在反腐败、反“四风”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有怎样的 “福利期待”？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倘若对中央的精神没领会，对福利的内涵不明晰，很可能动辄得咎。要么不该发的依旧乱发，导致顶风作案，为党纪不容。在1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的周报中，“违规发放福利”再登违规榜榜首。要么该发的坚持不发，干脆明哲保身，最后矫枉过正。对此，去年底中办国办发出通知，要求“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讨论福利问题，同样应该如此。概念不统一、理解不一致，讨论得再热烈，也是关公战秦琼。“反腐败不能反福利”是个好提议，若不明确何谓福利，最终不过是一场情感大戏；“应该将福利制度化”是个好建议，但不问福利是否合理，也难免成为文字游戏，还可能扭曲正常的社会认知。

　　说到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统一规定的，比如五险一金、津贴补贴、带薪休假，比如日前全总列出的职工正常福利。也有自由裁量的，比如一些单位发放的购物卡、加油卡，以及各种奖金和实物。对于前者，如果随意克扣，那无疑是另一种官僚主义；对于后者，如果发多发少、发与不发，全凭领导一句话，合理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有钱的单位多发、清苦的部门少发，公平正义又如何体现？

　　相比于橡皮筋式的弹性福利，更为重要的是，发福利的钱从哪里来？单位的小金库？好像很早就取消了；财政拨款？似乎也缺乏正当理由。毕竟，公款不可私用，公产不能私分。如果利用单位的特权和资源，这是不是一种权力寻租？近日，百度公司发了50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阿里巴巴发了相当于100倍月薪的年终奖，人们表示羡慕却没有非议。原因就在于，花的不是公家的钱，“多少尽管随意”。反之，则“再少也要有依据”。

　　当然，许多“福利”也是其来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动者的所有需求无法从工资中得到满足，只能通过各种福利制度进行补偿，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一些福利逐渐被取消，比如福利分房、福利养老金；一些福利被纳入工资，比如津贴、补贴；还有一些福利则被制度化了，比如五险一金、带薪休假。总体来看，从任性福利到规范福利，从隐性福利到显性福利，从个性福利到普适福利，从单位福利到社会福利，这是社会公平的要求、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是公务员法、劳动法中“福利”的本意。

　　不可否认，在工资上涨乏力时，取消形形色色的福利，确实会让一些人觉得有些寡淡，甚至倍感失落。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呼唤违规福利的理由。尤其要看到，人们对公务员涨工资各有看法，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羡慕嫉妒恨”，就在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福利”，激发着社会对这一群体的高收入想象乃至集体“污名化”。因此，即便感慨“光鲜外表的清苦”，呼吁“水涨船高的待遇”，相比于不明不白的“补偿福利”，我们更期待堂堂正正的“分配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让福利规范起来、透明起来，恰恰是在为涨工资涵养民意基础。

　　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但反过来讲，我们也不能为了不当利益，就自己出丑。一事当前，先说是非，再论得失；先讲法律，再谈人情。这是打造健康政治生态的需要，是培育成熟社会心态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要做好“破”和“立”两篇文章，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同样应该如此。如果说取消不合理的福利，是一种“破”；那么，“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合理地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就是一种“立”。前一篇文章正在书写，后一篇文章也要加快动笔。（范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