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人挟尸要红包不能仅有道德批判

　　3月9日，对于成都大邑县的刘升（化名）一家来说，是一场噩梦：22岁的儿子刘坤（化名）溺亡。刘升找打捞公司帮忙，打捞人找到刘坤的遗体后，将其拴在桥墩上。刘升对此非常不满，称这是“挟尸要红包”。

　　挟尸要红包，很容易引发道德批判。具体到这次事件，有两点需要明确。

　　其一，我们知道，打捞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打捞还有一定风险，打捞人也需要尊重。但是，遇难者也有尊严，打捞人把遗体拴在桥墩上，既是不尊重死者，也是对生者的二次伤害。

　　其二，无论打捞人还是遇难者家属，都要有点儿契约精神，事前有约定，事后要遵守，至少会减少龃龉。所谓“挟尸要价”，要么是某一方不遵守契约，要么是事前约定不清。监管部门要做的，无非是允中守直。

　　从情理上说，亲人溺亡已是大悲，家人还要耗巨资请人捞尸，其间还可能遭遇打捞公司的“漫天要价”以及羞辱式“绑架”，未免残酷。打捞行业不规范，收费管理混乱，有关部门在监管之余，也应该多些担当。比如，能否健全公共应急救助机制，实行打捞公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