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贬值”话题中的某些悲哀

　　女生读博士“贬值”的观点近日不但在“升值”，而且还在升温。

　　前天，华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等机构联合召开“回应政协委员不当言论发布会”，要求罗必良公开道歉。

　　要求道歉的理由是，广东省政协委员罗必良在政协会上说：“从恋爱角度讲，读博士不是个增值的事，是贬值的事。”“女孩子是一个产品，卖了二十几年，还没把自己卖出去……”这些言论涉嫌歧视女性。

　　但本身就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的罗必良深感委屈，他辩解道：“当时正在讨论大学生就业难，我说女博士不仅不好找工作，毕业后也难找到好对象，所以建议女学生先找好对象，再结婚，做到工作和生活两不误。”

　　媒体在报道罗必良的“女博士贬值论”时缺省了当时的语境，没有“讨论大学生就业难”这一“上文”，女博士“卖不出去”的“下文”就显得十分突兀——在严肃的政协会上“谈婚论嫁”，自然要经受评论者的第一波冲击。

　　罗必良用“买卖”和“贬值”来比拟女博士的婚恋，受到“女性维权者”（通常被称为“女权主义”）的第二冲击波，则完全“入乎意料之中”。

　　在媒体时代，任何有新闻价值的话题都是会升温的话题。“女博士增值贬值”、“把自己卖出去”，这种来自政协会议的话题，无论对媒体还是对“女性维权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升值话题”。

　　但女博士婚恋成为话题，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悲哀。这至少说明了：其一，女博士目前还是“稀有人类”——当女博士不再是“少数群体”时，她们所遇到的婚恋问题就与一般人的婚恋问题没有什么两样，就不可能有如此之高的争议价值了。其二，倘若女博士在婚恋上相对而言是个难题，这只能说能与她们匹配的男性不多。这种匹配，不仅仅指学历，更指文化、思想和品味等等。其三，“女博士贬值”话题被过度解读和升温，甚至超出了政协会议的其他话题，反映了政协会议可供延伸的话题边界不宽，或者说媒体和人们关注政协的视线出现了偏航。

　　在我们的表象观念里，婚姻爱情似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允许有功利算计。但在生物学家眼里，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潜藏着价值估算，婚姻也不例外。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和萨甘在研究人类性行为演化的著作中说：“身体只是缘起缘灭的表象，基因才是生命永恒的本质。……男人迷恋年轻性感的女人，女人追逐威武显赫的男人，这全是出自他们想要献出自己的生殖细胞，把基因传到下一代，以完成超越个人自身的使命。”

　　婚恋中的价值算计是受本能的驱动，社会越功利，这种算计就越精细。而文化物质则是功利社会的化妆品，它要把爱情与婚姻装点得相对纯粹一些，让婚爱尽量与物质保持距离，至少看起来要远离物质算计。

　　我们现在正处于“功利精算时代”，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似乎都能听到算盘的声音。但为了契合表象观念，珠算者又往往掩饰自己的算计行为。罗必良在女博士的婚爱问题上使用了商品经济语言，多少有点像“皇帝的新衣”寓言里的那个小孩。

　　——如果说在争议“女博士贬值”话题时还发现一些矫情，那就是另一种悲哀了。(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