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为教育投资的盛宴埋单

　　在中国的当下，教育成就梦想显得更为急迫，原因有二：

　　其一，改革开放35年来迅速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多是教育的受益者，沿着教育所铺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进入一个相对优越的社会位置，这既是深入人心、难以动摇的教育期待，是他们熟悉且习惯的路径依赖，还是这个社会认可的上升通道。确切地说，知识改变命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间阶层强盛的教育期待日渐焦躁，焦躁来源于纵向的代际流动对比，这一代父母已经习惯了向上流动的趋势，但到子女身上，机会空间已经逼仄，他们需要调整和降低志向：不再追求子女的代际向上流动，也要竭力防止代际之间的下滑，保障子女地位没有明显下降。

　　焦虑还来源于横向的压力：一个社会越不均衡，教育投资的压力就越大。“盖茨比曲线”的横轴是收入的均衡度，纵轴是代际的流动性，它揭示一个重要的现象：收入越不均衡的国家，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受父辈地位的影响，子辈摆脱父辈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越低。这也是“拼爹”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其二，独生子女政策不允许家庭教育投资的失败。一个孩子寄托了所有的期待，父母不仅不接受独生子失败，甚至不接受平庸。

　　一方面是机会空间的逼仄，教育上升通道的拥挤，另一方面是教育不仅事关家族的社会继替与宏业，更是稀缺机会分配的代理机制。如此，它的运作逻辑就显得尤其重要。

　　“把蛋糕做大，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投资教育，不仅成为个人与家庭，也成为政府合理且正当的选择。运用加法甚至乘法逻辑，教育以乐观的增长，满足越来越多人的需求。然而，越多的教育就越好吗？它能回避人与人竞争中的机会博弈吗？做大的蛋糕如何与稀缺的资源与机会兑现？何为“人民满意的教育”？通常的理解是“优质的”和“均衡的”教育，然而，“优质”有时候正在于“稀缺”。

　　稀缺何以可能？保障稀缺性的制度逻辑为：高竞争、高排斥与高垄断。即教育机会上的高竞争，教育筛选中的高排斥，核心利益的高垄断。在此制度逻辑下，有限理性驱使人选择“垫脚策略”：在剧场看戏，四周都静坐时，站起来会看得更清楚；左邻右舍都站起来时，垫脚能看得更清楚；当所有的脚都垫起来时，谁又能看得更清楚？

　　在基础教育中，学业负担为何越减越重？因为学业结果事关稀缺机会。面对人数众多、参差不齐又都渴望获奖的选手，竞赛规则的制定成为技术难题——既要确保参与的大众性，又要确定获胜的稀缺性，要平衡地玩好这一戏法，还真不容易。这就需要规则不断地推陈出新。

　　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本科文凭就可以获得不错的工作机会；在大众高等教育的今天，硕士学位已经贬值。然而，大学毕业生巨大的就业压力，逼迫研究生教育不断扩大规模，甚至波及博士教育。当中国博士教育质量屡被诘问时，通过增长教育年限以获取稀缺机会的策略，已意义不大。筛选的核心已不在数量的多，而在质量的高，即稀缺性体现于质量的高低，体现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的院校层次：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不断提高门槛，不仅要求211院校，更苛刻的要985高校，甚至爆出非“三北”（本、硕、博均为北大）、“五清”（本、硕、博外加中学、小学均为清华）不考虑的传闻——既荒诞又合理——精英的垄断性、排斥性已淋漓尽致。越来越多的家庭畏难于中国教育的高竞争，失望于中国教育的低回报，转向国际教育市场，“海龟”开始变成“海待”……这正是“过度教育”得以产生的制度逻辑。

　　对个人及家庭来说，教育投资已成为一场成本高昂的豪赌。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风险吗？非也。问题是：难道他们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如同一场激烈且漫长的马拉松竞赛，参赛者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对手，稀缺的机会如同阳光下的影子，当你要抓住它时，它又跑了，在不远处顽皮地向你招手……你只有咬牙坚持跑下去，不放弃就意味着希望，或许也可能有机会；而放弃即彻底地失败——这正是“过度教育”得以产生的心理动因。

　　教育在此已成为一种防御性的策略，不参与即出局，准确地说，大众高等教育时代，更多更高的教育已变成一种强制性的资格要求。在此情势下，教育想不“过度”也难！我们忧虑的是：这场教育投资的盛宴将由谁、且以何种方式埋单？（作者刘云杉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