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通道

　　法律法规是立法部门提供给社会的特殊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益性，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因而，每一部法律法规都应当接受是否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拷问。

　　涉及利益博弈和利益调整的立法工作应该讲大局，树立超越部门利益的大局意识，从公共利益出发，从最广泛的民意出发，而不是从部门利益出发，决不允许在立法中搞部门利益法制化。特别是在地方立法中，要妥善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关系，防止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

　　实际上，立法实践中不少难产的法律，都是立法部门利益倾向导致的产物和滋生的怪胎。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往往被行政部门主导，由行政部门拟定草案，然后拿到人大走走程序。立法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制约公权力，而由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则容易偏离立法宗旨，偏向保护部门利益。要走出这一困境，就需要还原人大的立法主导权，充分发挥立法机关的主导作用。

　　相对于司法腐败，立法腐败的潜在危害性相当程度上依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警惕。倘若说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立法可以视为维护社会正义的第一道堤坝，是构筑法治长城的重要基石。部门利益法制化、立法谋私、立法“走私”等立法腐败现象，势必会滋生“劣法”甚至“恶法”，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难以估量的戕害。这样的立法活动只能造就动摇法治长城根基的“豆腐渣工程”，其后果不言而喻。

　　地方或部门利益法制化是立法腐败最突出的表征，也是滋生立法腐败的主要“病灶”。可以说，司法腐败污染的是法治的水流，而立法腐败则是败坏了法治的水源，其不仅损害了立法的民主性，更是对立法合法性和正义性的亵渎。

　　遏制部门利益法制化，就要大力推行“开门立法”。以民意为基础的立法活动，理应“开门立法”，让民主的阳光驱散立法的阴霾。

　　要积极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凡直接涉及部门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相关部门原则上应当回避，不能参与更不能主持立法起草工作。为此，应大力推行委托立法，尝试立法招投标新举措。凡涉及诸多行业部门的法律的起草，不妨由立法机关公开向高校、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采取立法招投标形式，委托地位相对超脱的专家团队进行起草。立法机关应该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将立法工作项目化、课题化，尝试以招投标的形式，委托有实力且地位相对超脱的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既有助于立法的科学化，也可以有效避免立法的部门保护主义。

　　遏制部门利益法制化，最有效的武器乃是厉行立法问责，向搞部门利益保护者亮出问责之剑。要像雷厉风行的行政问责和司法问责一样，高度重视立法问责，加大立法领域的立法问责力度。对于出现明显的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的法律法规，要追究相关部门立法失职的法律责任。（刘武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