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降低人口控制政策风险 与计生政策不矛盾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释放“单独二胎”重大政策。境外华文媒体指出，随着时代进程不断推进，人口控制政策的风险和代价，包括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内需低靡等问题，正在显现和增大，目前正是改变一胎政策的时机。有中国学者称，单独二胎与计划生育并不矛盾，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谨慎考虑。

　　“单独二胎”优化人口结构 降低人口控制政策风险

　　台湾《联合报》文章指出，大陆计划生育的总政策一直是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执行迄今30多年来，除衍生男女比例失调、未老先富、传统家庭伦常瓦解等后遗症外，更困扰的是，高教育、高所得的优生家庭不愿多生，农村家庭却“生意”盎然。

　　香港《大公报》文章指出，随着时代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风险和代价正在显现和增大：30年来中国已积累了上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这些家庭面临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还有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同时也有社会的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等。因此，近年来，民间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的呼声日隆，也有一些地方省市提出试点方案。

　　台湾《醒报》报道指出，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是在80年代立法实施的政策，当时中国大陆的人口已达10亿，目标是控制人口增长，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因此出现近来一个家庭里有4个祖父母，而双亲皆为独生子女，却只能生1个小孩，小孩长大后要扶养6隔大人的“4-2-1”结构的社会问题。

　　香港《星岛日报》指出，“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日益严峻。分析人士指出，“单独二胎”标志着中国逐步放开生育政策，向“放开二胎”过渡，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认为，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将使中国人口结构更为健康、完善。

　　美国《世界日报》16日文章指出，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成功，让中国人口的超低生育率持续20多年，但中国十年后人口峰值在达到14亿后将逐年下降，如果现在不调整政策，未来将冲击到人口平衡问题，年轻人将负担大批老龄化人口，新进人口的劳动力也将不足。

　　大陆问题专家梁国梁接受台湾“中央社”访问时说，过去也有人建议取消“一胎政策”，但当时就业人口压力大，当局不敢放宽。近年大陆就业压力有所减缓，加上人口老化日益严重，目前正是大陆当局改变“一胎政策”的时机。

　　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的话表示，放开“单独”的二胎再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方向是明确的，当然全面放开二胎也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优化人口结构。这样的生育政策对于“单独”方的父母家庭养老和改变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单独二胎与传统计生政策不矛盾 不会人口膨胀

　　香港《星岛日报》18日援引人口问题专家观点表示，估计有约1500万至2000万人，符合“单独二胎”的新生育政策，其中，约五成至六成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海外人口统计专家估计，这项政策可导致中国每年多出生一二百万新生儿。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分析指出，在新政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可能小幅上升数年，而后温和下降。文章引述中国试点“单独二胎”的经验，指实行更宽松的生育政策后，或不会带来中国人口的剧烈增长。自1985年开始试点实施“二胎政策”的山西翼城县，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甘肃酒泉、湖北恩施、河北承德也出现同样的趋势。

　　香港《大公报》援引专家观点也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非如想象那般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符合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如果放开二胎，预计2030年之后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田雪原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略有反弹，但不会造成人口膨胀。

　　台湾《经济日报》刊载《陆一胎化再松绑 抢救劳动力》一文说，调整生育政策是否会为明年马年带来“婴儿潮”，澳盛银行(ANZ)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指出，仅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太会带来婴儿潮。但政策放松，能在中长期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美国《世界日报》援引北京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志刚分析指，既没有完全放开二胎，更没有放开三胎、四胎，“原来是计划生育，调整后还是计划生育”；他强调，“单独二胎”与计划生育并不矛盾，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谨慎考虑。

　　香港《文汇报》指出，放开“单独二胎”，标志着中国逐步放开严控的生育政策。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既考虑了维持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又照顾到民众的生育意愿，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

　　文章说，适度放宽生育政策，未来5至10年将形成一个规模适度的婴儿潮，逐渐扭转人口老化的趋势，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有利提振消费，对教育、医疗、住房、汽车乃至保险创造新需求，形成长期稳定的需求效应，为中国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建立以内需带动为主的增长模式，保持足够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