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生命面前 一切犯罪动机不值一提

　　无论任何原因、任何理由，都不能为极端行为提供道德支持，更不能帮其做法律开脱。一切动机，在生命和公共安全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几起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引起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7月29日，北京首都机场爆炸案和大兴摔死女童案同时进入逮捕程序，前者犯罪嫌疑人冀中星因涉嫌爆炸罪被批捕，后者犯罪嫌疑人韩某、李某则分别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和窝藏罪被批捕。北京警方表示，对严重刑事犯罪要坚持主动出击、露头就打。

　　一个社会对待犯罪的态度，也折射出对公民权和生命价值的态度。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多以发泄私愤、报复社会、制造影响为目的，具有手段残忍、突发性强和目标泛化等特点，其社会危害性更大。遭受伤害的不仅是个案中的受害人，更包括公民权利和整个社会的安全秩序。一旦社会陷入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恐慌中，个人安全与权利便无从谈起。因此，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容忍，是对生命尊严的残忍，对公民权而言无异于“引狼入室”。

　　在法律的视野中，对犯罪根源的探寻是一码事，对犯罪惩治与司法公正的关注是另一码事，不能因为犯罪中凸显出的社会公正焦虑而牺牲司法正义。无论酿成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犯罪的惩治都必须坚持法律标准，本着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进行有效追诉，才是司法正义的本质要求。

　　有证据表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示范效应或传染性明显强于其他犯罪行为，如果公众滥施不恰当的同情，可能怂恿更多自我感觉不公的人走向极端，以报复社会、伤害无辜的残忍方式寻求救赎。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保持“零容忍”，还是出于对司法正义归复的考虑。任何犯罪都是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对犯罪的依法严惩是实现正义归复的基础。

　　对待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我们每个人的态度构成了社会的态度，进而体现出我们对待公民权和生命尊严的态度。理性告诉我们，挖掘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根源，是社会问题；对个人极端犯罪如何惩治，是法律问题。面对犯罪，首先应当回到法律层面理性对待，如果让司法机关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无疑是种得不偿失的非理性强求。

　　在基本的大是大非面前，任何修饰都无法给犯罪包裹上正当的外衣。无论任何原因、任何理由，都不能为极端行为提供道德支持，更不能帮其做法律开脱。一切动机，在生命和公共安全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

　　(原标题：生命面前 一切犯罪动机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