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异化的红包扭曲了春节文化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这一春节传统习俗，如今却成了不少人回家过年的人情重负。据央视报道，很多城市的孩子压岁钱已经过万，以往几十元的一个红包，现在动辄500元甚至数千元，不少人感叹红包已让春节变成了“春劫”。

　　红包的最初意思是“压岁钱”，民间传说认为过年给孩子压岁钱，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辟邪，从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在《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寄托着父母长辈对孩子的祈福和关爱，这也是红包称为利市的缘由所在。后来，过年给孩子压岁钱便成为一项传统民俗。

　　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红包的“价码”也在与时俱进，压岁钱不但要讲究“面子”，还追求起了“里子”，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行情还是连年看涨。“四岁孩子收万元红包”、“10岁孩子炫耀自己红包多而遭到同伴殴打”、“官员称退休后再无人给红包，而之前每个都过万”……类似的新闻无不在表明，红包文化正异化为一种扭曲的节日文化。

　　孩子过年的压岁钱与其他红包意义不同，因而也最不应该附着其他含义。变味的红包不但容易助长孩子的攀比心理，还有可能演变为变相行贿的工具，名义上是给孩子红包，实际上却是在给家长送好处。这已完全有悖红包文化。

　　回归红包的本义，不妨看看香港的红包文化。香港长辈给晚辈、老板给职员派利市，金额大多在10港币到20港币，多的也就一两百港币，收到利市的人转手就派给了他人。送利市与收利市者图的就是吉利，并不在乎利市的大小。香港的消费水平和商业气息远胜内地，何以他们却能坚守红包文化，而我们的红包却变味了很多？

　　其一，我们有必要反思红包的“通胀”是否伴随着社会的铺张奢靡之风？当人们将红包物化为衡量社会消费水平的畸形工具时，红包水涨船高就是必然，这既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理念不符，也有违其作为春节的传统习俗；其二，我们也应该反思，压岁钱的变味是否与社会上泛滥的“红包”有关？患者做手术要给医生送红包，孩子上幼儿园要给老师送红包，连考个驾照也要给驾校、车管所送红包，这样的红包过于盛行，春节红包想保住传统本义也就勉为其难了。 （子在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