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捐助源于“零透明度”

　　“郭美美”事件，让公办公益慈善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公益慈善机构的社会捐赠，贵州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官方背景，饱受池渔之殃应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零捐助”的尴尬，又着实出乎意料之外，除了折射出官办公益慈善已经跌至信任的谷底以外，似乎与基金会的慈善运作不无关系。事实上，虽然官办公益慈善的信任危机由来已久，但是引以为质疑的并非公益慈善的官方身份，而是官办公益慈善固有的模式，缺少足够的透明度以及捐助者参与慈善公益的途径，让有志于公益慈善的捐助者只剩下了“出钱”的权利。公益慈善机构首先应当是社会公益的“中介机构”，为捐助者与受助者架起释放善意的渠道，只有获得充分信任，才可能成为代行慈善的“第三方机构”。换言之，官方公益慈善欲破除信任危机，首先应该改变慈善运作的方式和形式，回归到慈善公益的本质上来，以增强自身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就贵州教育发展基金会而言，其目标是扶持贫困地区基础条件薄弱学校的发展，帮助贫困学生，资助教学、科研项目、师资培训及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等等，其实并不需要拘泥于向基金会的直接捐赠，在建立完备的帮扶信息、细化慈善公益项目设计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鼓励社会捐赠与具体的帮助对象或者公益项目直接对接，既减少慈善资金审批管理的中间环节，又充分赋予捐赠者参与的权利，“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策略，更能反映慈善的本质和获取捐赠的信任。“零捐助”不能简单归结于“信任危机”，信任是双向的命题，也是建立在平等开放基础之上有条件的信任。解铃还须系铃人，能将公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的不是公众，恰恰是公益慈善机构本身。“信任危机”是“零捐助”的症结，但不是“零捐助”的借口，面对“零捐助”的尴尬，不能一味的抱怨叫屈，在呼吁的同时，更应反思“失信”的根源，检讨“失策”的症结，从局部小气候的改良做起，创造令人信任的条件。（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