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突破，还是滑向失控的潘多拉魔盒？

　　11月26日，中国深圳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就具备对艾滋病的天然免疫力。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该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和质疑。现官方已展开调查。（11月27日新华网）

　　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26日下午即有122位生物医学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称这项“对人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且已经受孕（可能已出生）”的技术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若这两个作为“实验品”的无辜生命已经出生，那么她们一生将面临的事更是无法想象。在人类胚胎个体上贸然尝试这种高风险又几乎没有任何健康益处的实验研究，已无任何科学和道德可言。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技术突破，反而是举世震惊的严重突破了医学伦理的下线。事实上，CRISPR技术不是这位贺建奎教授发明的。早在2011年，现代基因编辑技术的先驱埃玛纽埃尔·卡彭蒂娜和詹妮弗·杜德娜共同开创了第一代CRISPR/Cas9技术，由于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但是由于这项技术会引发许多深刻的、尚待解决的伦理问题，所以各国科学家都秉持保守态度，在全球范围内暂停CRISPR技术在人体胚胎中的临床试验。

　　而这已不单单是技术的问题，重点在于科学“对技术突破的追求”是否已经“突破了人类的伦理底线”。在上个世纪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人体试验、日本713部队的活体解剖的研究成果，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但这是在基于罪恶的前提下达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为了寻求医学上的“捷径”，而抛弃医学伦理的约束而为所欲为？答案当然是不能。因为违背了伦理学中不能为了达成所谓的“善”而去作恶的基本准则。一旦如此做了，我们手中的技术不是魔鬼，我们本身才是。

　　而实际上，我们也远远还没做好让基因编辑技术走入人类文明的准备，以及尚不清楚这项技术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一项技术实施前，必须在法律，伦理和道德领域先进行长时间的、深刻且成熟的讨论。霍金在遗作《Brife Answer to the Big Question》中曾述：“有钱人将改良自己和子女的基因，创造更聪明和长寿的超级人类，法律能禁止人类编辑基因，但人性无法抵抗诱惑。”而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更是在小说《赡养人类》中为我们构想了一个上层社会和底层贫民并不再是阶层之分，而是被彻底分化为两个有着不同基因的物种的恐怖境况。这项技术一旦成真，我们该如何看待经过基因编辑改良后“更完美的人”？抑或是，我们利用这项仿佛上帝之手的技术完全改编人类的基因，那么人还是人吗？是否整个人类的现存的社会体系都会摇摇欲坠？这并不能简单诉诸技术中性论中人自身对其正面或负面的使用，因为有太多未知的后果是不可控的，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如果这件事一旦被证实，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能从此被改写。在基因编辑领域的边界没有完全确定之前，这项技术究竟是帮助人类完善自身的阿拉丁神灯还是通往黑暗地狱的潘多拉魔盒，永远不得而知，因此我们唯一能守住科学精神和人类尊严的选择，就是不要为了任何目的而贸然尝试。历史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可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愿我们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今天，站在历史的临界点，让我们一同负责任的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将面临的未知是怎样的暗涌洪流。

　　文/李钰（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