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悔过为何越来越呆萌？

　　6月26日，山东省烟台市政府原特邀咨询、副市长王国群因受贿罪被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记者日前获悉，王国群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违纪违法，都是从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开始的，再加上不学法、不懂法，成了一个法盲，最终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王国群在悔过书中写下的内容。（7月21日《检察日报》）

　　一个副市长，自虐为“法盲”，这样的悔过书，确实挺耐人寻味。所谓“法盲”，其实与身败名裂之间，亦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乡野天地，不知法的民众也不少，然而内心有道德律令在，就算一辈子与法不相识，也过得体面自在。更有意思的是，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4年年初，被告人王国群在担任原海阳县县长，海阳市市长、市委书记，烟台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市政府特邀咨询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曾经的地方公安局长，在东窗事发后以“法盲”替己开罪——这究竟是羞辱自己以博同情、还是变相检举相关用人制度？

　　联想太多，徒增烦恼。不过，有个趋势挺值得深思：贪官悔过，怎么如此无视常识、悖逆常理常情？不妨看看“悔过主演”的部分台词：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称，受贿是“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北京朝阳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董金亭，受贿是为了“办高级美容卡”；四川眉山原副市长余治平，受贿是“不想被认为神经不正常”；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受贿现金“只为静静欣赏”……至于“替国家保管钱财”、“为国家培养人才”之说，不仅令人莞尔，简直叫人喷饭。

　　能说出这些奇葩理由，很容易招人骂。不过笔者认为，这反倒佐证中国法治在进步：因为表面来看，贪官好像越来越不把“理由陈述”或者悔过书当回事了，信口开河，口不择言，连找个理由给自己台阶下都弄得黔驴技穷，从情感上不珍惜与法官、与民众拉关系的最后一个机会；但从实质而言，这似乎恰恰也说明，老虎或者苍蝇，业已窥破了法制逻辑的底线，传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未必能左右“罪刑法定”的根基，落马后表现好不好，与最后的罚单关系越来越小。果真如此，就让他们天花乱坠去好了。

　　一来，既省得忏悔沦为一场秀，甚至沦为与法律罚单博弈的筹码。惺惺悔过是假，开脱罪责是真。这些年，舆论对悔过书被道具化的担心从无断绝。2007年，安徽省一位厅级官员张绍仓（原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悔过书，就有多处抄袭了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朱福忠的悔过书。连悔过都要抄袭，还不如信口胡诌来得“真性情”。二来，民众对贪官悔过这回事，向来秉持高度警惕。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道理。台上反腐败、私下捞钱财，如今进了笼子，就立地成佛了？贪官的演技，大多能角逐小金人，扯谎忽悠多了，再写出“情真意切”的悔过书，你觉得有多大的可信度？身陷囹圄幡然悔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贪官的悔过都是惺惺作态。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的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就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悔过也许是程序任务，但怎么解读悔过书，恐怕不能太抠字眼。对于呆萌的贪腐理由，也许比哭天喊地的“我是农民儿子”更实诚，更让人安心。再说，所谓悔过，纵使感动一时，而唯有制度，才能约束一世。（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