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别让“村官”成反腐“遗忘的角落”

　　12月20日下午，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定期新闻发布会宣布，市纪委制定的《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意见》正式印发，填补了目前国内“村官”出国（境）管理规定的空白，有助于打破“村官”出国（境）管理难的困局。（12月22日《东方早报》）

　　广州加强“村官”出国（境）管理，是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现象。况且，要说“村官”是官，有点冤枉，毕竟有关国家法律法规都没有任何明确界定。然而，把“村官”只当做基层发展的“领头人”，这样的提法也不能涵盖“村官”的全部特征，起码忽略了“村官”们在法律法规范围内的管理权能，而且由于传统的意识，“村官”们在村民居民的心目中就是名副其实的“官”。

　　“村官”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婚丧嫁娶、盖房栽树等等，那一项事情都可能会与“村官”们打交道。再者，村居两委也是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许多的管理事务都委托或者授权给村居委。有媒体报道，南宁的一个社区挂了27块牌子，虽说有的牌子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居两委在基层政府实际运作中的作用。

　　在我国的农村和城市开展基层村（居）民的自治，已经有一些年头了，社会各界曾经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和评价，客观看，依然存在差强人意的问题。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多是“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细究内里，会发现一些事件的苗头产生主要与基层村（居）委有关，尤其是班子成员的工作作风有直接关联。

　　俗话话，“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官不当干部”。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边缘的农村，越来越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农村状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土地开发、企业发展等原因，农村的集体资产增加迅速，村两委的角色和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村官”利用权力进行寻租牟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又不容易发现。

　　例如，农村户口越来越被看成了好东西。学者贺雪峰分析认为，“当前农村户籍上附着几项十分重要的福利，一是耕地承包权，二是宅基地，三是自有自建的住房。这些福利尤其是表现在城中村和城郊农民征地时的巨大利益。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户籍含金量远远超过了城市户籍。”农村户口背后的这些利益，本来起到了保障农民的作用，现在却成了一些“村官”进行利益交换的肥肉。

　　而且，即便“村官”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大事”，也会造成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几个月前，北京一名村干部为儿子举办婚庆盛典时，流水席办了二百多桌，正日子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请了许多演员助兴。或许，如同当事人所解释的那样，的确是按当地风俗办婚礼，不存在借机敛财的动机，但是，正是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做法，社会观感很不好，村民们去“捧场”，怎么会没有冲着村委会干部的意思呢？

　　今年以来，党中央在反腐领域“打老虎”与“打苍蝇”，双手出击，赢得了民众的一片点赞。“老虎”的落马，让人看到了决心的同时，也释放了反腐的震慑性的威力。当然也要看到，“村官”以及稍稍“高一点”的科级干部违法违纪现象，仍然需要重视，中纪委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全国各省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1.7万余件，处理人数1.9万余人，其中，乡科级干部所占比例最大，近93.3%。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反腐不仅要通过自上而下地出重拳表明坚决的态度，还得夯实基础，其中当然包括管理好“村官”中的党员干部，否则的话，不但保不住“打老虎”的成效，还会给民众反腐抓几个典型一阵风的感受。因此，约束“村官”的权力滥用，预防性的规定只是应对性策略，更有效的，只有基于村居委自治的各种法规，制定出更加细致的制度性规范，在民众监督下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