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评选首先应脱掉候选人的“官袍”

　　尽管在发布时间和平台的选择上刻意保持低调，但中国工程院7月1日公布的201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质疑：173位候选人中，竟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易小刚、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顾大钊等数十位企业高管赫然在列。

　　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173位有效候选人中，企业高管居然占据数十个席位，令人意外。虽然候选人构成具体信息不详，但可以猜想，除了企业高管之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层官员也占了很大比例。一批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各类官员，又开始向这个科学界最高荣誉展开了四面合围、志在必得的攻势。特别是，据已成为院士的某企业高管透露：“入选院士后或可享受副省部级待遇”。可见，院士实际上是“院仕”，院士评选去行政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最突出的例子是，2010年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被视为科学界最高荣誉的两院院士，由于过多的院士还担当着大型企业和各自学术单位的行政职务，因此，2010年的院士被戏称为“院仕”，显然是一种嘲讽。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可见，“官本位”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颗大毒瘤，且其毒性无孔不入，已经严重侵入和腐蚀了当今中国学术界，也严重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事实上，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领域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甘于去做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甘于以牺牲学术研究时间为代价，去换取行政职务，以及蛰伏在官位之上的诸多权力。而在学术界，拥有官位与权力，就意味着拥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特殊资源，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实际上已经牢牢主宰了学术界的地位与方向。

　　在“官本位”活色生香的背景之下，即使有再多的院士成为“院仕”，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当学术不能归学术，行政不能归行政，二者的位置交错重叠、混淆不清时，学术研究只能成为科学领域中的“鸡肋”，成为行政官员贴在脸上的“标签”，这无疑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悲哀。因此，两院院士评选若要真正去行政化，首先应脱掉候选人的“官袍”，除了限制政府官员之外，也要限制企业高管和学术官员的比例，让那些长期从事科研且成果卓著的普通科研人员，在两院评选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