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回法律信任避免以命赌薪

　　12月4日下午，汕头市潮南区发生一宗因纵火致14人死亡1人重伤的事故，当天晚上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嫌犯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在内衣厂工作，三天前辞职，老板以其工作量记假为由拒付工资。他表示“做这些事从没后悔，我拿不到钱，只好拿自己的命跟他去赌。”（见本报今日A12版）

　　“拿不到工资用命赌”，这是一种怎样的悲怆。在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赌局”中，当事人输得很惨，一败涂地。他赌掉的不只有自己的命运，还绑架了14个无辜的生命，同时，自己也从值得同情的劳资纠纷受害者，变成了遭人唾弃的特大纵火案肇事者。然而，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却依然坚称不后悔，这不禁让人震惊和反思。缘何有人如此笃信想要讨回工资只能以命相搏？

　　事实上，现行法律体系明确规定了“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即先由调解组织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由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当事人不服裁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仍不服的，可以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就本案而言，对于老板以其工作量记假为由拒付工资，嫌疑人完全可以向相关组织申请调解或仲裁。然而，从辞职到事发短短三天这一细节来看，他似乎压根就没想过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个中缘由值得探究。

　　这一方面可能是普法宣传不到位，导致劳动者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权，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复杂的法律程序、高昂的维权成本面前，一些人开始“不求法律信自己”，更愿用以命相搏的江湖方式解决问题。

　　据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知名公益律师佟丽华介绍，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至少也需要2个月的时间。而走完全部程序，即农民工从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到法院执行完毕，按最快的速度，大约需要4个月零10天的时间。如果涉及工伤认定和待遇索赔，拖上一两年都是普遍现象。除了冗长繁琐的法律程序考验着时间和精力，劳动者维权还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相关调查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还不包括相应的误工损失。“追鸡需杀牛”的维权尴尬，以及赢了官司也不一定拿到工资的未知风险，成为压倒他们对法律信心的最后稻草。

　　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违规企业欠薪的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尽管《劳动法》规定“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但由于并未明确执法部门拥有哪些强制措施权，缺乏可操作性，再加上一些部门相互推诿、扯皮，这一条款在现实中往往沦为空文。同时，恶意欠薪入刑虽然实施一年多，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在认定恶意欠薪时存在困难，具体执行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