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局长说“怕黑”也是一种对话姿态

　　日前，昆明五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局长乔兵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怕摊贩报复，自己在朋友面前不敢透露职业，天黑不敢带妻儿出门。他说，一些摊贩被查处后，会盯上执法人员，门牌号都弄得一清二楚。（11月5日《云南信息报》）

　　事实上，我更愿意将“局长的失落”理解为某种真诚对话的姿态，城管局长在表达自己怕报复、不敢透露职业的日常郁闷，也是在表达自己成为民众情绪宣泄对象的“不应该”，他认为本身既然承担着巨大的城市管理压力，就理当得到更公平的对待。乔兵甚至还表示，“单靠城管末端执法，罚不出城市秩序。”——能够心平气和地来讲述城管执法中的诸多困惑，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寻求困惑的解决之道。执法者能够“蹲下身”来说话，自然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一定程度上缓解城管与社会认知之间的误解与对峙。

　　何以去宽慰一位失落的城管局长？何以不再令城管人员感觉“高危”？乔兵的难解之惑显然值得整个社会来应答。宏观意义上来看，答案其实就摆在那里：城管队伍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虽然并未获得明确的法律授权，但承担着巨大的社会管理任务，也因此成为诸多矛盾的集结点。

　　过度负重的城管模式之下，没有人应该成为不合理制度压力的承受者，城管局长乔兵略带辛酸的失落需要被听懂，需要得以来自改革层面的纾解。同时，乔兵也不妨去反问，关于城管转型的“自我变革”，自己以及昆明五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是否做得足够？它是个人失落的倾诉被社会认同的前提，亦是让具体城管职业变得不再“高危”的现实纠偏。（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