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施政”不能变成“数字工程”

　　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幸福者总要比不幸者多，对不幸者的不幸进行调查统计，其实比对幸福的调查统计更容易也更有必要。

　　近期央视在不同人群中进行幸福感的调查，针对“您幸福吗”的提问，受访者给出了各有特点的回答，“幸福”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其实“幸福”不只是一个社会话题，而正在成为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正式提出了“幸福”的概念，有100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幸福城市”的目标。

　　幸福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既取决于一些基本物质条件是否得到了满足，也取决于其内心是否愉悦，精神追求是否得到了满足。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前者往往能对后者产生主导作用，后者有时也能反作用于前者，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基本物质条件相对满足之后，人们在精神追求上的成就和满足，就会成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在多个地方编制的“幸福指数构成”或“幸福感统计指标”中，幸福指数一般分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环境福利等，后者包括人际关系、家庭氛围、社会信心、自我情绪管理等。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幸福指数得分，主要是采用传统的调查统计手段，先就上述各项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打分，再按照一定的比例权重计算而来，幸福指数得分越高，“幸福施政”目标就完成得越好。人们对“幸福施政”怀有乐观的期待，就是希望各地以追求幸福指数得分为动力，切实推动各项社会经济建设长足发展，使百姓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获得更多的权益保障和自由空间，从而产生更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由此可知，“幸福施政”虽然应当落实为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进步，但各地对“幸福施政”的目标考核，主要还是通过传统的调查统计手段来完成。在客观指标部分，对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社会福利等指标的调查统计，与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调查统计是大体等同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免担心，对“幸福施政”客观指标的调查统计，会不会像以往一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调查统计那样，由于某些不正常因素的介入和干预，最终只留下一些华而不实的数字呢？

　　而在主观指标部分，对人际关系、家庭氛围、社会信心等指标的调查统计，对象主要是普通百姓，这里仍然存在着被不正常因素的介入和干预的可能，一些人被调查统计到的“幸福感”，很可能只是一种“被幸福感”。如果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幸福施政”主观指标部分的得分，同样也只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数字，而与百姓的真实感受严重脱节。

　　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既然要统计幸福指数，那么要不要统计“不幸指数”或“痛苦指数”？由于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不幸者的表达总不及幸福者的表达中听，人们一般不愿意倾听不幸者的表达，但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幸福者总要比不幸者多，对不幸者的不幸进行调查统计，其实比对幸福的调查统计更容易也更有必要——调查统计了不幸者的“痛苦指数”，也就相当于调查统计了社会的“幸福指数”，找到了帮助不幸者走出不幸的办法，也就相当于找到了建设幸福社会的办法。

　　“幸福指数”虽然体现为统计数据，但“幸福施政”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数字工程”。为建设看得见摸得着真实无虚的幸福社会，我们既要调查统计幸福者的幸福，也要调查统计不幸者的不幸，努力帮助不幸者走出不幸，才能以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打造无限光明的幸福工程。（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