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9000不惶恐”背后是归属感缺失

　　近日，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华商报》10月22日）

　　月新低为什么会让人感觉惶恐不安？答案并不复杂。在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面前，收入高低或许并不是决定幸福度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有钱未必会幸福，但没有钱肯定不幸福——这是“9000元的不惶恐”命题存在的最大合理性。

　　因为收入和消费最能直观反映生存状态。不说别的，单单一套动辄上百万乃至数百万的房子，就足以透支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的全部收入。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要在城市中立足，就不得不成为房奴，每月收入中的很大一块，不得不去偿还银行贷款——所谓“年轻人不该过早买房”之类的价值判断，其实都是纸上谈兵——在现实的语境下，没有房子何止是“未来的丈母娘不答应”，生存都成问题，遑论下一代的教育和应有的人口福利都与一纸房产证息息相关。

　　“哥买的不是房，是安全感”，很显然，“9000元的不惶恐”期许的也不是高收入，而是一种归属感。由此，大抵可以做出如是推断：当收入足以支撑充沛且有质量的物质生活时，安全感与收入无关；可当收入不足以供给衣食无忧，那么安全感就一定与收入有关——“不惶恐”就是可以物化的经济指标，具体是7000元还是9000元，还要看个体期望值。由此，就站在了道德的悖论上，却趋向了生活的真实尺度。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两极的分化，阶层与阶层之间流动困难，穷人变富越来越难，社会性机会越来越稀缺，导致“9000元的不惶恐”在很多时候注定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前些时候，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的“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显示，近四成的中国人感觉不幸福。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参访者给出的答案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等。由此可见，收入高低、生存压力和社会保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是决定国人幸福强度和安全感的一个关键因素。换言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太低、“工资涨不过CPI”……得不到根本有效的救赎，“月薪九千不惶恐”的精神愉悦，终归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水中望月触手成空”。（文/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