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其他支出”的传染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在一些政府预算中，“其他支出”数额巨大，在一些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能占本级支出的40%左右。某市2011年一般预算支出中，按功能分类，“其他支出”达146亿元，占总支出的11.6%，仅次于教育支出。（4月1日《新京报》）“其他支出”让一些地方政府“爱不释手”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其可以发挥遮掩和忽悠的作用——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奖金补助、吃喝招待等超标费用都可罗列其中。但发展到“146亿元，占总支出的11.6%，仅次于教育支出”的程度，足以让我们惊诧：是谁需要这么多的“其他支出”？“其他支出”是怎么成为一个筐的？有必要对“某市”进行遮掩吗？

　　“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到”的政府预算早已引发诟病。我们知道，由于公共预算的收入和支出都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公开透明。无论是权力机关的审查批准过程，还是批准后的预算执行情况都应当向社会公开，为全体公众所了解。但长期以来，在不少地方，政府如何花钱，花了多少钱，花到了什么地方，都被政府部门以国家秘密或者敏感信息的名义进行了遮掩。而某市其他支出达146亿显然延续了这种逻辑——回避公众监督，无视民意要求。

　　“某市其他支出达146亿”更是对政府预算公开功能的阉割。预算公开之重要原因在于：预算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关系到全体公民切身利益。只有信息充分公开才能保障公民权利不被暗箱操作所侵害。如果“其他支出”的算计得逞，不仅是一种恶例，更有可能产生传播效应。在笔者看来，“其他支出”隐藏着政府和官员愚弄民众的“诡计”，是在把政府预算当成游戏，弄成遮掩预算不透明的工具。当一次算计成功，就意味着下次算计的上演，并且，有可能产生破窗效应——其他地区的政府也会在“其他支出”上下工夫，最终造成预算的异化，把“其他支出”弄成一个筐。

　　因此，“其他支出”就是一种流行性病毒，具有恶劣的示范效应。那么，就应谨防“其他支出”的病毒传染效应蔓延。而要做到这点，应学习香港政府预算细化到座椅的认真劲儿。在香港年度财政预算案材料中，预算案详细、清晰，有些部门的开支细到添置座椅。在香港康乐署预算中，除了列出了一般性开支外，还单独列出额外开支的用途及核准额、结余等使用情况。这是由于公共预算不仅仅是政府资源配置的简单技术工具，更是现代社会中建立一个责任政府的关键所在。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很有可能成为“不负责任的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而“其他支出”上百亿显然是一种背离，是对预算透明、公开的讽刺。(山东商报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