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式减负”新规救得了谁？

　　北京中小学又减负了。近日，市教委发布“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八项措施”，包括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三四年级每天作业总量不得超过30分钟，五六年级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初中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小学不再组织期中考试，禁止组织有偿补课等；部分中小学还推出“无作业日”。

　　事实上，针对中小学生的各式课业“减负”由来已久，这种以单纯限制课时、减少作业量为主的措施更非今日始。

　　可课业负担过重，根子不在于老师给上多少课、布置多少作业，而在于升学机制、教育考核评价机制，乃至整个社会的用人机制使然。多种复杂原因层层传递到教育内部，才构成了眼下学生“玩不起”、家长“心疼不起”的困局。倘若“高考”指挥棒依然如故，分数仍是衡量学生“成绩好坏”、决定学生能上什么学校的最根本标尺，升学率仍是评价教师能力高低、学校教学优劣、地方教育政绩的硬指标，文凭仍是大学生求职就业的入场券、在职人员职务职称晋升的硬通货，那么，单纯撤下“课时”和“作业量”这两架通向高分的传统梯子，你让孩子和家长们拿什么来另辟蹊径，在万人拼挤的“升学独木桥”上杀出一条血路，远离摔入“命运沼泽地”的恐慌？

　　君不见，在东莞，家长的学历、职称都成为新移民孩子能否进入公立“好学校”就读的重要筹码了；求职时，连博士都被“学历查三代”了，你，还敢说分数不重要吗？而不多多上课、多多做作业，你拿什么来取得好分数、进入重点校？

　　毕竟，你减，或不减，残酷的现实就在那里：单一评价机制下，京式减负新规，充其量只能“拯救”孩子们于一时；若无升学录取、人才评价等其他机制甚至社会价值观的配套改进，这种暂时的“放松”，完全有可能导致失去竞争先机，换来长久的伤痛。就像一条必经之河，摆渡固然辛苦，坐船固然危险，可如果不修路、不造桥，光是炸毁渡船有用吗。（山东商报林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