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办九种证明 何尝不是“刁难”？

　　为讨千元工资，得提供9种证明；“跑了4次还嫌急，还有20多次的呢”……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倍感无助与无奈，频繁遭遇“弹簧门”。勤杂工朱曼就遭遇了这样的维权困惑，在一个月里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政府部门踢来踢去，身心俱疲但白费工夫。（见今日本报A12版）一般说来，雇主一旦拖欠农民工工资了，被欠薪的农民工一旦要求公权部门帮助讨薪了，劳资关系肯定闹得比较僵。此时要求农民工去雇主那里开具解雇书面证明、考勤卡、工资单明细复印件等证明材料，这和与虎谋皮有何区别？雇主如果愿意开具这些证明，他早就付给农民工工资了，还用得着农民工求救于劳动仲裁委员会吗？要求被欠薪的农民工出具“解雇书面证明”之类的证明材料，这不只是“踢皮球”，简直就是让农民工知难而退，从此可以省去他们的麻烦呢。

　　为了讨还千元欠薪，讨薪农民工就需要开具这么多的证明材料，还需要奔走于三家部门陈述情况，而其中的监察大队还这样告诉讨薪的农民工：“行了，这事儿我们见得多了，会尽快调查取证，你回去等信儿吧。你要有心理准备，流程走完得好几个月，也不一定能拿到工资。”

　　每当农民工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讨薪的时候（譬如“跳楼讨薪”、“娃娃讨薪”等另类讨薪），专家以及官员都会一脸公正地表示，农民工应该“依法讨薪”，法治社会理应走法治的途径。可是，当农民工当真依法讨薪的时候，却又人为地设置上那么多障碍，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身心俱疲不说，到后来还“不一定能拿到工资”。讨薪的成本甚至远远高过被拖欠工资的数额，“依法讨薪”的道路如此艰难，他还愿意相信公权部门和法律吗？

　　“年年打工年年欠，一讨薪脑子就蒙。”一个最底层的包工头说。看来的确如此，如此高昂的讨薪成本，如此复杂的讨薪手续，脑子哪有不蒙的？恐怕会绝望也未可知。(山东商报李先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