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法律善意符合民意期待

　　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将进一步推进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这一信息，立即成为当日的舆论热点。可见，人们对此期待已久。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劳教制度，曾一度与唐慧、任建宇等人的名字紧密关联，在促成当时热点事件的基础上，这个法律术语二次跳跃，跻身年度议题。

　　此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对劳教制度以“推进改革”相许，是对这一段时间以来，从法律实践层面，到学界、民间关注的一个响亮回应。虽然，对于这一制度的具体存废，修改着力点，有待更多信息传达，但“改革”两字所释放出的极大善意和真诚，值得期待。

　　留意当下社会情绪可见，对于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支持的声音显而易见。这种民意倾向由来已久，也从侧面印证了现行劳教制度的“不受待见”。

　　劳动教养制度设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劳教制度在其早期，因其施治的高效快捷，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随着国家法治环境的变化，它的“先天性不足”越来越暴露。以去年的唐慧案，即能一瞥劳教制度的不合时宜。“永州11岁幼女被迫卖淫案”中受害者母亲唐慧，因频频上访，被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劳动教养。在这里，劳教制度以其草创时期的人治色彩，造成了侵害人权的既成遗憾。虽然当事人已重获自由，但破损的权利现状，尚未愈合。

　　通过剖析这一典型事件，法律界认定了劳教制度的缺陷：首先，劳教制度程序违法。依照我国《宪法》，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但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并不需要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直接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做出决定，即可剥夺公民1-4年人身自由。其次，劳教制度造成了法律实践的困窘。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

　　可见，劳教制度的尴尬，除了不合逻辑的法律文本性抵触，同时在一个“人权意识”生长的时代，造成了人治管控方式上的不合拍。

　　文明社会需要新型法治文化的滋养，当下，这种文化更多在“以人为本”上落脚。仅仅关注惩治效果，而忽略社会效果，漠视人心中的正义，这样的法律，越来越不“合法”。不在收拾人心上下功夫，司法正义难以“破题”。劳教制度亦然，只有把秩序和尊严一起权衡，互不慢待，才有社会管理创新的善意指向，才有制度改进的正能量积累。“法者，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一种法律，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条款，而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温情释放。改革落伍的劳教制度，让人们免于恐惧，是一种民生关怀，更是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十八大精神期许。（山东商报肖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