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权：高价捧星“禁”无止境

　　最近，中宣部等五部门发通知提倡节俭办晚会，要求不得用财政资金或国企资金高价请“星”或捧“星”，同时被禁的还有借举办晚会发礼品或贵重纪念品。

　　上述举措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央“八条规定”。“国八条”贯彻至今，不断揪出一些“苍蝇”乃至“老虎”。实践证明，中央的这次反腐行动信心坚定，雷厉风行。日前广西刚有一个县委书记因公款吃喝被免。基于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次的五部门禁令也不会只是走形式，而是动真格。

　　事实上，这次“通知”有其社会背景，那就是奢华晚会“容易助长不正之风，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群众意见很大。”正因如此，“通知”特别强调，“带头把制止豪华晚会和节庆演出作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杜绝铺张浪费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尽管“通知”在执行时尚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聆听群众呼声，并落实到具体行动，已经体现了政府在治理不正之风方面的努力。

　　目前，对“通知”的效果尚未可轻言乐观，不可低估官员“以身试法”的“胆略”。正如“八条规定”震慑力不可谓不大，但时至今日，依旧会有若干官员顶风作案，面对记者采访敢于叫板“尽管报”。在根深蒂固的陋习及既得利益的驱动下，胆大妄为者总会存在，这要求我们要把制度的“笼子”打造得更严实，不给权力留下“后门”。具体到这次“通知”，目前，何谓“高价”、何谓“大操大办”、何谓“贵重纪念品”，何谓“原则上不得……”等，尚无定论。譬如一个明星，原来出场费300万，现在出价100万，似乎是“低价”。问题是，高价本可能源于畸型的供求关系。只要没有定论，便会给个别权力膨胀的“领导”留下打“擦边球”的腾挪空间；有了腾挪，本来很严肃的财务监督和审计制度，倒反而可能成为权力“走私”的挡箭牌。正如“八条规定”之前的高档白酒，价格虚高的原因部分就缘于畸型消费，“消肿”之后，原形毕露，也就那么回事。

　　具体问题的弹性，似乎难以一刀切。但是，只要真正着眼于制度建设，其实上述问题不难解决。俗话说，扬汤止沸，熟若釜底抽薪。比如用财政资金“高价捧星”的问题，只要从制度层面，把财政资金的预算制度执行到位，让公众对上述资金的使用有知情权和表决权，而不只是少部分人说了算，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换个角度看，在并没有重大传统节日的八月，五部委出台这个“禁令”，尽管基于对民意的了解和尊重，但多少令人略感突兀——— 这次禁了高价捧“星”，下一次可能会出台什么方面的禁令呢？正如对一个调皮的儿童，可以禁止用弹弓打鸟、禁止在街上打闹、禁止课堂上乱跑乱动……但“禁”无止境，再多的“禁”都无法避免“挂一漏万”的结果。真正理想的做法，是从塑造良好的习惯，端正规范其思想做起。而习惯的塑造，有赖于系统严格的制度，那才是真正长效而稳定的东西。事实上，无论是对治理权力腐败、公款吃喝，还是对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对国企经费的管理，其实未尝没有完整的规定，但问题往往就出在制度的细节和刚性，以及执行的坚决上。

　　当然，“通知”自有其内在依据。如前所言，它与“八条规定”一样，是基于对民意的尊重；另一方面，其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有选择的“禁止”，彰显行动的决心和勇气。我们自然期待着各部门行动起来，挤出“脓疱”；但同时也更希望能通过专项治理，积累经验，最终提高系统的制度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