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电影的心灵与气象

　　从战争类型片《集结号》到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的镜头充满景观式的描述。其中不乏感动，却逃不出情难自已的救赎套路。 《集结号》于鸣冤与追认之间贯彻了父与兄的历史权威，《唐山大地震》纠结于心灵分裂却霍然自愈，以母亲向女儿跪拜传达家庭和解的姿态。国产大片的精神虚脱恰在于此：重外部影像景观再现，轻心灵景观重建。面对从景观电影到触感电影的挑战，导演通常是无解的。

　　只是这一次，冯小刚选择突然转身，向大家心知肚明的无解发出了逆袭。小安半途而废的宗教救赎，瞎鹿戛然而止的生命，栓柱不合时宜的念想，冯氏电影中极其少见的“断头”故事让这部原本极具市场卖点的战争灾难大片变得磕磕巴巴，言不尽意。然而，这就是历史缺口处的真相。相比而言，过于追求形式感的历史讲述，骨子里充斥油腔滑调。如同张艺谋的 《活着》，出于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考虑，大量蒸发原小说的故事成分，肆意突出视觉奇观，其情节简化为不堪推敲的历史三段论。更重要的是，电影《一九四二》的创作大范围超越文学原著，这在新世纪以来极为罕见。在 “温故一九四二”的题目下，用一个较长篇幅的调查报告完成了命题任务。书中有人物，却无情节；有历史亲历者的再叙，却无植根灾难的反思；有来自真实记忆的丰沛细节，却无贯穿始终的立场主线。从文学到电影，冯小刚再次施展锦心绣口的叙事才能，把一个文艺片的题材演绎成为历史大片的容量。

　　在此意味上，《一九四二》呈现出久违的前苏联战争文艺片的气质。主人公“东家老范”在天灾人祸中颠沛流离的遭遇和走投无路的人生困境，多少带出几分葛利高里的神似，影片整体流露出与肖洛霍夫杰作《静静的顿河》相类似的关怀指向。或许，重温了“1942”历史灾难的洗礼与磨砺，冯小刚不仅是中国导演中最会讲故事的那一个，还将如刘震云所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导演，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大师。 ”

　　当一段惨痛的抗日战争历史进入华语电影，选取怎样的立场进行叙述，是每一位导演必须直面的课题。采用他者视角进行叙事的 《南京！南京！ 》因为一厢情愿地美化侵略军形象而招致诟病。仅从片中人物的命名上就可见出导演陆川在立场上的滑动与游移：一边是南京守城军官“陆剑雄”，另一边是攻破金陵的日本兵“角川”。 “陆”与“川”的中日姓名混搭游戏，不合时宜地泄露出该片在历史立场上的调和与暧昧。与其相比，《一九四二》不鼓吹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照搬敌我二元的叙事程式，表现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禅宗直悟方式，毫不含糊地厘清了战争灾难中的人性善恶分野。此外，影片对西方宗教的清醒描述亦值得称道。 《金陵十三钗》极其愚蠢地将基督教元素塑造为华夏苦难的唯一救赎希望，在美学形式上耗费大资金加以打造呈现。而《一九四二》仅用三次拉镜头，就清晰地表现对待西方宗教的东方态度。当传教士小安无力承受战争的残酷而退避教堂，镜头由近而远三次拉起，在画面上制造出观众视点后移的效果，同时含蓄地说明，对于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来说，抱持良好愿望的西方宗教只能是有心救人而无力回天。

　　正如刘震云的原著记叙，“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至少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这是来自历史真实的声音：慈善，却无力救援。七十年后，无言悲怆的《一九四二》更像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追怀凭吊，赋予那些草芥一般覆亡在战乱与灾难中的中原民众以悼亡的尊严。如果说西方宗教的情怀表达为 “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那么《一九四二》就是“像人一样纪念他们的死去”。这种情怀不属于任何一种宗教，却拥有超越宗教之上的大悲悯与大人性。

　　或许是因为一周之内连续观看两次《一九四二》，现场观众的反应与片中的故事构成了奇特的交叉叙事。我身边的年轻观众时哭时笑，混合了悲剧宣泄与喜剧愉悦的观影感受；也有人不时发出奇谈怪论，令我百味杂陈。片中“一根筋”的栓柱濒临饿死，却不肯放弃仅剩下的“念想”，拒绝用核桃风车与日军交换馒头，最终惨遭利刃穿喉。这无疑是一个根据历史的真实逻辑进行艺术化的合理设置的暴力镜头，强烈的矛盾张力和由此激发的紧张情绪共同制造出强大的精神震撼。此时邻座突然传来一句：“真是不识时务！ ”这让我意识到，所有娱乐化电影的观众心理反应都是相似的，非娱乐化电影的观众心理反应却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电影圈摸爬滚打20年的冯小刚，终于脱“娱”了。有趣的是，即便在《一九四二》这样表现饿殍哀鸿的悲情巨制里，深为百姓乐见的冯氏幽默竟然还能一次次引发泪水中的笑声，一面准确击中泪点，一面微妙引爆笑点。与其说这是因为冯氏班底学习了好莱坞编剧宝典，掌握了在合适节奏中调配笑料的要诀，不如说是因为冯小刚再次发挥草根导演的平民本色，用真实而不矫揉、坦诚而不造作的叙事能力进行了一场交融着战争、灾难、伦理、悲剧的多维度、跨类型叙事。

　　虽然《一九四二》因未在规定时间段进行商业放映而不符合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报名资格，但它已然具备足以比肩任何其他奥奖影片的格调。我更愿意引用首映时一位观众的感言，“相较于吴宇森正在筹拍的同历史阶段电影《飞虎队》，也许冯小刚还不能让他的民族英雄飞翔在高空，但至少他摸着良心，与苦难的灾民们一起躺在1942年的冰冷大地上。”如果有一天，中国导演们讲述历史与心灵不再那么“顺溜”，中国观众看电影时不再紧扣着好莱坞“三段论”不放，华语电影大气象的时代或许就真的到来了。(聂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