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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喜剧导演的敬畏与悲悯

2012-12-03 16:11 来源:羊城晚报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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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带着创痛、饥饿和血泪的电影,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电影作为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公共表达,显然承担着塑造公众集体记忆的责任。

   “三部曲”中最沉静稳健的作品

  像被人打了一闷棍,我走出影院时,脑袋懵懵的,那残酷而肃穆的影像仍在眼前晃动。周围的人群安静而恍惚,没了往常电影散场时的喧闹。读过一些不同年代的大饥荒记录,虽比《一九四二》更触目惊心,但还是和看电影不同,当你跟随着那漫长的逃荒人流在银幕中行进,你会感受到一种更真切、严峻的拷问。

  我把《一九四二》和《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看作冯小刚的“苦难三部曲”。其中筹拍《一九四二》的经历最曲折、时间也最长,10多年的打磨和导演个人精神的成长,使这部片子成为“三部曲”中最沉静稳健的作品。今天的大多数导演,似乎已丧失了对悲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谎言、虚伪和娱乐成为一种潜在标准,不再诞生悲剧的电影艺术,等于停止了对人类真实存在的探究。

  战争、地震、饥荒,都是让人类感到残酷的存在方式,冯小刚这个曾经的喜剧导演,却把镜头对准了它们。他展示这些灾祸和苦难中人性的变化,他揭示苦难亲历者恐惧而无奈的内心挣扎,但他并不是为了渲染这些苦难,而是想通过这些不幸和苦难,让人们重新思考人性与生命,他希望这些苦难能净化麻木与败坏的人心。所以《集结号》的谷子坚韧地活着,要为死去的战友讨说法;《唐山大地震》中的女儿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一九四二》中唯一活着的老东家,拉起了那个陌生的小姑娘,向家乡走去。

  电影《一九四二》表现的这场大饥荒,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从1942年春,河南各地开始出现冰雹、大风与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灾肆虐。饿殍遍野之时,政府仍狂征军粮,并封锁消息,灾民的粮食被搜刮殆尽,最终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死亡。这场灾难有天灾成分,但主要原因,还是与当年国民党官僚体系的军政矛盾、官员腐败、沟通不畅等有关。灾民们或饿死于本乡,或在向西逃荒的途中病死或饿死。人们在饥饿时,什么都吃,从草根、毒野菜、榆树皮、各种树叶、鸟粪、观音土,到把木柴、质地松脆的石头磨成粉末,很多地方还出现“人相食”,从挖吃死尸到后来猎杀活人。从应对大饥荒的迟钝和无序,我们可看出国民政府即将面临衰落的命运。

  如电影所表现的,最后还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美国爆出了大饥荒新闻,并通过与蒋介石的交涉,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赈灾措施。

  《一九四二》的结构方式独特,有三条主线,一个村庄的饥饿与逃荒、国民政府的行为方式、记者白修德采访和拯救行动。这三条线索,最终因为几百万灾民共同的悲惨命运,凝而为一,使影片显出了与众不同的戏剧张力。

  人的权利被剥夺才导致大饥荒

  我想冯小刚和刘震云,不一定读过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书,但电影表现的情节,却似乎在证明森对饥荒研究的结论。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信息沟通不畅、言论自由缺失、极权体制等,才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因为极权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总是希望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难却是历史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苦难的教育和集体记忆,不仅会导致民众对苦难的麻木和良知的败坏。一旦条件允许,很多人会失去判断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摇身一变,他们可能成为一场新苦难的施予者。中国其后的饥荒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但对幸存者和活着的人来说,重新叙述那些苦难的故事,让曾经的苦难重现在当代人的公共记忆中,即是对逝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修复。因为只有从苦难的记忆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与扭曲人性的苦难进行抗争的。

  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孩子能活命,把自己卖了;张默饰演的栓柱,为保住孩子的风车,丢了性命。在冯小刚镜头中,那些被饥饿伤害和凌辱的人,开口说话了,讲述那些在绝境中的悲惨故事,讲述饥饿对他们的伤害和扭曲。这不只是对他们的伤害,而是对整体人性的伤害。当这些逝者开口言说时,他们或许才有可能走出曾经的创伤和屈辱。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见证生命在苦难中的尊严。

  通过影像摆脱曾经的苦难重负

  冯小刚拍的是一部敬畏与悲悯的电影,他敬畏那些苦难中无辜的逝者,他悲悯的是被饥饿和苦难伤害的人性,但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悲悯并不是要对曾经邪恶的行为置若罔闻、一笔勾销,而是要更庄重、严肃地向人们展示历史中的邪恶与苦难。

  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悲悯也意味着,揭示真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仇恨或报复,而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和对正义的重新寻找,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漠视苦难的历史价值。所以《一九四二》表现出一种沉思者的气质,演员的表演克制而准确,这种对苦难和人性的审视,像在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寻找第二次生命,那些在饥饿中死去的人,通过这些影像似乎才可能摆脱曾经的苦难重负。

  这是一部带着创痛、饥饿和血泪的电影,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电影作为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公共表达,显然承担着塑造公众集体记忆的责任。

  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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